在前面的文中說道北宋仁宗朝有南北兩患，仁宗皇帝用一撫一剿算是勉強平定瞭兩邊的禍患，盡管禍患被暫時平定瞭，但是從中反映的統治危機已經相當深刻，所以當時間推進到仁宗慶歷年間，很多當時的有識之士認識到變革已經勢在必行，於是這場被稱為”慶歷新政“的政治變革就呼之欲出瞭，終於在慶歷三年正式開始。首先介紹一下改革的背景，稍微瞭解宋朝歷史的人都知道宋朝之所以在中期進行瞭那麼劇烈的變革都是因為”三冗“的問題，即：冗兵、冗官、冗費。這個問題的出現其實根本和宋仁宗本人沒有關系，是因為北宋的整個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的問題，為瞭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北宋的官僚體制和政府機構

北宋中央政府機構

從宋太祖開國以來，就謹防武將造反，所以經過宰相趙普的建議以及宋太祖本人和手下文臣的智慧創造出瞭獨特的中央和地方官制，我們先來看中央的官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到瞭宋代尚書省就基本被簡化掉瞭，而負責執行的中書省被分化成上圖的三大部分，首先從核心的行政來看原來的行政權被劃歸瞭一個新的機構，叫做中書門下，這個中書門下的作用相當於宰相的辦公室，跟今天的國務院辦公廳的位置大致相當，而這裡的宰相就相當多瞭，具體如下圖，過於復雜，僅僅供一看，權當娛樂

北宋官僚體系

這個中書門下實際上就是三省中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合並，在以上的眾多官職中，我們要知道的就是“參知政事”和“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簡稱“同平章事”這兩個官職以後要提到，這是實際掌握行政權的官職，其他的什麼左右仆射之類的都基本是虛銜，沒有實權，而這個中書門下也僅僅掌握行政權，行政沒有錢也玩不轉啊，那麼錢歸誰管呢，於是財政機構就出爐啦，其實說中書門下是國務院辦公廳還不夠確切，加上財政機構：度支、戶部、鹽鐵這三司才算比較貼切，這三司掌握著北宋的經濟命脈，負責一切的國傢預算決算，經濟運轉等等工作；而掌握國傢暴力的機構就有兩個，為什麼是兩個呢，因為宋太祖害怕武將造反，於是將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由文官作為最高首長的樞密院掌握統兵權，為什麼是文官作為最高首長呢，還是那個宋太祖的擔心引起的，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在北宋末年的將領像嶽飛、韓世忠等等都最高官至樞密副使而不是樞密使，就是這個原因，而另一個機構是三衙：殿前司，侍衛步軍司和侍衛馬軍司，這是宋朝的禁軍，是宋朝部隊的精銳部分。從我這麼冗長的介紹你就可以看出宋朝的官制有多麼的龐雜繁復，而且從官職的眾多裡也可以看出宋朝的官吏真是多如牛毛，更何況這還隻是中央的官員，再分到地方你就可以明白宋朝的“冗官”現象有多麼嚴重，其實就是因為宋太祖的擔心造成瞭宋朝中期的冗官現象的嚴重；“冗兵”現象的出現就不用說瞭，因為宋朝戰事頻仍，為瞭防止北方尤其是遼國和西夏的入侵，宋朝不得不維持數量巨大的常備軍，即便在澶淵之盟和關南誓書之後的和平時期，也依然要維持這樣的常備軍，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冗兵”，有瞭前面|“兩冗"這第三冗“冗費”也就很自然的出現瞭，養公務員，養大頭兵都要錢啊，每年的開支自然不在少數。這樣的“三冗”就造成瞭表象即“兩積”：積貧，積弱。長期的“冗費”造成瞭國傢財政長期困難，但是需要作出解釋的是隻是政府財政困難，但不是國傢貧窮這就是國窮而民富，所謂的積貧是國傢財政貧困，而積弱則是由於統兵權和調兵權的長期分離，而且長期實行“更戍法”，就是鎮守地方的大將過幾年就要換個地方任職，這樣就導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樣叛亂是不會出現，但是部隊的戰鬥力也隨之而下降，而且宋朝實行募兵制都是一些流民和饑民為瞭混口飯吃才參軍的，這樣的不對自然沒有什麼戰鬥力，加上積貧造成國傢不能拿出多餘的資金來修備兵甲，所以造成瞭嚴重的積弱。

范仲淹像

“慶歷新政”就是在這些問題初露端倪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發現並對其進行改革的，希望通過局部的調整來將這些問題扼殺於萌芽時期，那麼這些有識之士都有誰呢，可能說完之後大傢會發現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范文正公范仲淹，富弼富彥國（出使遼國談定關南誓書相關內容），韓琦韓稚圭（曾經帶兵抵禦西夏，新政的竭力維護者，新政伊始，曾經挽救新政於即亡），這是三個主要的執政官員；此外還有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等人為諫官。於是這浩浩蕩蕩的“慶歷新政籌劃與執行委員會“就初步誕生瞭，接下來就是具體的新政內容瞭。范仲淹等人的新政內容總結起來總共有十條政策，依次是：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抑僥幸（限制官吏濫進），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均公田（重新劃定官員的職田），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減徭役，修武備，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佈朝廷號令），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其中前五條是澄清吏治的措施，接下來的三條是富國強兵的措施，最後兩條是厲行法治的措施。這“慶歷新政藍圖構想“也就基本形成瞭。

歐陽修像

這”慶歷新政“看上去每一條都有著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推行起來卻異常困難，我們來看一下這十條：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抑僥幸（限制官吏濫進），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均公田（重新劃定官員的職田），這是澄清吏治的五條，也是新法的最核心的內容，整頓官制。明黜陟，擇長官兩條就一下子把大部分在任官吏得罪瞭，為什麼呢，你這兩條條很明顯是要裁撤冗官啊，我們本來辛辛苦苦謀得一官半職不容易，好不容易得以上位，不就是在位不辦實事嗎，你范仲淹這夥人非得說的那麼難聽“占著茅坑不拉屎”，要把我們這些人踢出“茅坑”，這不行，這是斷瞭我們這些人的財路；還有抑僥幸和精貢舉，這是要嚴格選官制度瞭，那我們這些人百年之後留下的“幹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官二代怎麼辦，他們不做官可是什麼都不會瞭，要活活餓死瞭，你范仲淹，韓琦不光要餓死我們，還要餓死我們的“二代”們，這不行，這是要讓我們絕種；還有一條均公田，這條是針對宋代的土地兼並問題，很多官員在任職的時候朝廷會分給他們一塊土地，以此來增加他們的收入，勉勵他們不要貪污，其實跟清朝的“養廉銀”政策差不多，隻不過是換瞭一種形式而已，但是這個田是分配不均的，高官就多分，而且高官自然要壓迫下屬，兼並下屬和平民的土地，所以很多下級官吏實際上分不到職田，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所以范仲淹等人就針對此進行改革，重新劃分職田，這樣那些高級管理就想瞭，這范仲淹要奪我們的官職，坑我們的“二代”，還要打我們的“土豪”分我們的田地，你這是要共我們的產啊，（原來宋朝也打土豪）把我們往死裡逼啊，既然這樣與其讓你繼續進行這“奪官職，坑‘二代’，分田地”的新法，不如我們把你這夥人搞下去，所以新法剛一開始就收到瞭極其強大的阻力，舊官僚們開始紛紛抨擊新法，剛開始實行由於眾多人的反對這修兵甲一條根本就沒實行，所以就剩九條開始艱難推行，於是接下來就不斷有人上書反對新法，但是我們還是要說宋仁宗不愧是一代明君，幫助范仲淹頂住瞭很多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所以一開始新法還勉強推行，但是越到後面就越多人反對新法，仁宗也會擔心觸動的利益面太大，有些頂不住眾臣的壓力瞭，同時有奸臣上書告范仲淹等人朋比為奸，拉黨結營，有顛覆社稷的野心，這一看就是誣告，但是由於反對派太多，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期間歐陽修還上過《朋黨論》一疏來為范仲淹代表的新黨辯解，但是成效並不顯著一切還是因為反對黨的勢力實在太大瞭，於是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貶謫出京，剛剛實行兩年的新法也就失敗瞭，九條政策全部被廢，無一幸免，“慶歷新政”也就以失敗告終瞭。

富彥國像

“慶歷新政”盡管裁汰瞭一批無能的官吏，使得政府的行政速度大大加快，辦事效率得到瞭大幅提高，但是隨著新法的失敗北宋的危機也就加深瞭，“三冗兩積”不僅沒有得到改變反而變本加厲，民族矛盾加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也從這時候開始成氣候瞭，仁宗時期的盛世也就到此為止瞭，宋朝必須試圖變法中興，所以一場意義更加深刻，程度更加徹底的大變革是勢在必行的，那麼繼“慶歷新政”之後更加徹底的大變革又是由誰擔當主角的呢？後面的新政的命運能不能逃過舊官僚的強勢反撲呢？宋朝究竟路在何方呢？下次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