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的正面交鋒始末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幫助中共中央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新政策的“欽差大臣”王明，乘專機抵達延安城。同行的還有康生、陳雲。王明受到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延安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穿著灰色粗佈棉衣的毛澤東走上前與矮矮胖胖、腳上高統皮鞋油光錚亮的王明握手擁抱。毛澤東說：“歡迎你給我們山溝裡送來馬克思主義!” 這句一語雙關的話，拉開瞭毛澤東與王明新的鬥爭的序幕。

王明，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縣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由湖北中共組織選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王明學習努力，能講一口流利俄語，而且有一套把馬列主義教條化的本領，以馬克思理論傢自詡。“唯聖”、“唯書”的思想和背誦式的學習方式，使王明深得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賞識，米夫將其王明作為“未來的中共領導人才”加以特殊培養。米夫是中國問題專傢，後來當上瞭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直接插手中共內部事務。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中央《紅旗報》編輯，發表極端親俄思想的文章。在米夫的親自操縱下，王明打著“反對立三路線”旗號，在一九三一年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掌握瞭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權。六屆四中全會後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總書記。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指定博古為中共中央總負責，自己又隨米夫去瞭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從六屆四中全會至一九三四年間，王明（和博古）在黨內推行瞭以教條主義、媚蘇親蘇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中共的革命事業造成瞭極大危害。

王明是毛澤東最大的政敵。毛澤東曾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達三年之久，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也被迫長征轉戰陜北。撇開這些歷史淵源不說，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反差也是巨大的：在莫斯科養尊處優、住洋樓吃面包的王明，又白又胖，而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的毛澤東則又黑又瘦；王明是挾著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不禁趾高氣揚，而毛澤東是受共產國際批評的對象，自然是謙恭氣卑。毛澤東與王明作為抗日戰爭中兩種不同路線的代表人物，從王明踏上延安的黃土地那一刻開始，兩人便註定要有一番激烈的較量。



一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為瞭讓中國拖住日本，從而減輕蘇聯的壓力，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瞭《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斯大林認為，蔣介石政府有美、英和蘇聯的支持與援助，是中國抗日的主要力量，即使不能打敗日本，也能拖住日本。但他擔心中共和毛澤東的自主政策會惹怒蔣介石，造成統一戰線破裂，而拖不住日本，使蘇聯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斯大林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和毛澤東絕不能破壞統一戰線，要聽從蔣介石的指揮。他們認為‘’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人去幫助中共中央”。王明此次返回延安，就擋負貫徹執行共產國際這個政策的重要使命。

十天之後，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瞭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按照共產國際的基本精神，作瞭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王明在報告中一方面堅持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他的重點是批評中共中央與毛澤東關於洛川會議的精神。

王明回國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陜北洛川召開瞭擴大會議，通過瞭《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隻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中共中央與毛澤東是希望籍著抗戰這個楔機，使自己獲得合法的地位，並且爭取無限制的發展空間。這是中共與毛澤東的“應有之義”。在抗日問題上，毛澤東一方面提出“全面抗戰”(即國民黨政策必須全面徹底的轉變)，另一方面又堅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在作戰方針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這是毛澤東的兩大原則。

然而，王明在報告中批評：過去對國民黨的根本轉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作用和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軍的作用估計不夠；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采取“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王明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他還批評瞭洛川會議制定的軍事戰略方針。王明這一次回來，是打著是共產國際的旗號來的，從中共自身的角度來看，其已經從幾年前的極“左”傾冒險主義，搖身一變，成瞭現在的右傾投降主義。

王明報告完畢，毛澤東起而發言。毛澤東沒有正面反駁王明的講話，隻是堅持八月洛川會議的精神；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源則，強調抗日戰爭中的山地遊擊戰。

“白區正確路線代表”劉少奇出席瞭這次政治局會議。劉少奇也是王明“左”傾路線的受害者，與毛澤東未免有同仇敵愾之感。因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劉少奇毫不猶豫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並配合毛澤東的發言，先後三次講瞭話，向王明作出反擊。他說：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不是破壞統一戰線，而是盡量爭取合法地位去進行工作，發展民眾運動，動員千百萬群眾參加抗日。這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我們要經過統一戰線去進行群眾工作，直接動員群眾，領導群眾，擴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運動。劉少奇的講話無疑是對王明講話的一種不公開的反駁。

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分歧是很明顯的。彭德懷回憶說:“我認真聽瞭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去抗。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回去傳達就隻好是，毛主席是怎麼講，王明又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

王明的主張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其原因，一方面王明代表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意見，當時中共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下級服從上級”，是天經地義的事。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八月洛川會議上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遭到包括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多數紅軍將領的反對。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勝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林彪與聶榮臻指揮的平型關戰役，就是一場打得很好的運動戰。王明在報告中的觀點，與這些人的主張吻合。

會議最後進行瞭人事改組，將遵義會議以來的中央五大書記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改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陳雲、康生，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張聞天仍主持黨務等日常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王明負責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決定由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還決定成立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籌委會主席，王明為書記，劉少奇為委員。

王明的到來以及在中共黨內獲得支持，無疑是對毛澤東的地位的損害與威脅，毛澤東自然不會等閑視之。從鬥爭的第一個回合來看，毛澤東不愧是政治鬥爭的大師，而王明顯得隻是幼稚的小學生。由於王明的鋒頭正勁，毛澤東采取瞭“避實就虛"的策略，在會議上沒有與王明進行正面的交鋒，而在私底下做功夫：

其一是堅持不做會議決議。由於王明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且又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中共中央打算如何貫徹執行，應該也可以做出會議決議，以供指導全黨行動。然而，由於王明傳達的精神，不合乎毛澤東的“口胃”，毛澤東不打算執行，因而也不想做出束縛自己手腳的決議——精通黨內鬥爭的毛澤東明白，黨的決議一旦做出，不同意者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在行動上卻必須無條件地執行，而且決議一且作出，再要更改就難瞭。因此，既使是在大多數與會者都贊同王明的情況下，毛澤東也沒有作出決議，王明的意見沒有經過組織手續，沒有獲得法定的地位。半年多後，當王明不再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時，毛來東馬上召開六中全會，做出否定王明路線的決議。而對於王明來說，這可是一個重大的失策，因為如果在當時王明提出堅持做出決議，會議是會通過的。然而王明卻沒有這樣做。

其二是，毛澤東將王明打發去武漢與國民黨談判，而沒有留在延安的中央。王明離開延安這個權利中心，是又一大失策。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和長江局書記再重要，與延安的中共中央相比，畢竟是上與下，主與次的關系。按組織原則，武漢必須服從延安。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如果留在延安參與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決策，團結與他一起從蘇聯回來的康生、陳雲(兩人均是書記)，強迫毛澤東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並逐步擴大和鞏固自己的權力，那種局面將令毛澤東十分頭疼。然而王明在權力尚未鞏固的情況下，便被毛澤東打發離開延安(王明自己也不願意留在條件艱苦的延安，而願意去大城市的武漢工作)，足見在權力鬥爭上毛澤東的高明與王明的笨拙。

其三是，利用王明來打擊張聞天。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張聞天，毛澤東隻是常委(後來改為書記)，其地位在毛澤東之上。十二月會議上，會議決定采取集體領導制，而“集體領導”從來就是權力鬥爭中弱者針對強者的策略手段。於是，張聞天的總書記的職位，便在無形中被取消瞭，變成與毛澤東平起平坐；而中共中央最高領導的寶座也因此而空瞭出來，等待著毛澤東去就座。毛澤東這一招，既是遷就瞭共產國際和王明，自己又無損失，可謂是“一箭雙雕”。

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表現瞭堅強的意志和嫻熟的鬥爭藝術，沒有向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屈服，將王明帶來的沖擊，減低到最低最小的地步，而沒有出現“陣腳大亂”，更沒有“潰不成軍”，從而為以後的反擊奠定瞭勝利的基礎。

二

三天之後，王明夫婦、周恩來夫婦及博古一起去武漢。他們就兩黨關系等問題與蔣介石、陳立夫等進行秘密會談。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次會談後，蔣介石提出留王明“在漢相助”，王明也表示願意留漢工作。鑒於此種情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決定合並為一個組織，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長江中央局，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在武漢期間，王明根本沒有將毛澤東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放在眼裡。中央任命的中共代表團團長本是周恩來，他卻當仁不讓地以團長自居，並經常以中共中央名義，擅自對外發表宣言，甚至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談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發佈瞭《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公開瞭他從蘇聯帶回的主張，並在中共中央早已發佈瞭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六大綱領，繼續強調要建立一支“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國防軍隊。他還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從延安遷到武漢。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領導的敵後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通電成立，王明致電中央書記處並轉朱、彭、任、劉，對通電提出指責，說：“通電逼蔣承認，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抗戰形勢和軍事問題，以及為“七大”召開作準備工作。會上，王明做瞭《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除繼續堅持過去的觀點外，更在軍事上提出“七個統一”和運動戰為主的方針：“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毛澤東認為這些主張，是右傾投降主義的繼續發展。對於王明的觀點，毛澤東還是沒有給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針對性地著重講瞭軍事問題。

這次會議，由於中共北方局駐地臨汾在日本侵略軍的攻擊下面臨陷落，劉少奇沒能前來出席。除瞭自己以外，毛澤東聽不到反對王明的聲音。王明的主張仍然被大多數與會者贊同與接受，但也仍沒有形成決議和文件。會議決定由王明起草一個會議結論。王明又一次獲得支持，更加令其“智昏”，更加將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上，獨斷專行，自行其是。

會後。王明返回武漢，以中央名義寫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不久又擅自起草《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提議》，將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作為中共中央的路線大肆宣揚。由於下邊不瞭解真實情況，誤以為中央改變瞭方針，造成瞭一些局部的思想上的混亂。

政治局會議以後，毛澤東不得不連續就戰略方針等問題，多次批評和反對王明提出的“統一”的主張。三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針鋒相對地為中共中央起草瞭另一封《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不顧王明的反對，提出瞭民主、民生的要求。然而王明扣壓瞭中共中央電文。王明於四月一日復電中共中央說：我們起草的致國民黨代表大會“政治建議書”已於二十四日送去，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昨夜已開幕，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五月，毛澤東的重要巨著《論持久戰》發表。當毛澤東將《論持久戰》送交武漢的《新華日報》(中共在武漢的機關報)發表時，王明不同意轉載刊登，隻同意出小冊子。後來，中共中央特意為此事去電長江局，要求盡快刊登，但王明又借口文章大長而拒絕，中共中央再次去電說可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刊登。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說：“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重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相矛盾”，“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

一九三八年夏， 王明還寫瞭一首詩攻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四億弗憑鬥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得日蘇戰，階段三分隻遁牌。

王明與毛澤東之間，武漢與延安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已越來越明顯。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國憶說：“我們把華中局(應為長江局——引者註) 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瞭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決定並得到共產國際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采取自己的政策。”

三

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派來的“欽差大臣"，因此盡管王明膽大妄為，將自己凌駕於延安的中共中央之上，充當太上皇，但毛澤東隻有忍耐，而不能動王明的一根毫毛。這時的中共中央內部，不但思想分歧很大，而且指揮也不統一，王明在武漢搞“第二個中央”，對延安發出的指示，拒不貫徹執行，毛澤東亦無可奈何。同時，中共是共產國際屬下的個支部，中共黨內的是非爭論，隻能由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來裁定。而由誰來坐中共的第一把交椅，更必須由共產國際決定。毛澤東與王明的鬥爭已公開化瞭，如果由此下去，這第一把手的交椅很可能落到王明的手中。

為瞭加強在中央政治局內反對王明的力量，毛澤東不得不開始著手反擊。三月政治局會議後，他首先采取瞭一項重要的措施：將劉少奇調回延安。這時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是張聞天、毛澤東、王明、陳雲、康生中，王明在武漢，留在延安的陳雲、康生，是與王明一起從莫斯科回來的人，而張聞天也與王明頗有淵源。毛澤東顯得勢單力弱。劉少奇回延安工作，無疑為毛澤東增加瞭可依靠的力量。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華北工作問題。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決定：劉少奇暫時住在延安，在黨中央的指導下，仍舊擔負華北黨的領導工作。三月中旬，回到延安的劉少奇即與毛澤東一起，參與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日常工作，指導各地，包括八路軍總部、各部隊和各省委的日常工作作，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

同時，毛澤東決定先發制人：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情況——這些情況是站在毛澤系的立場上講述，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的目的在於主動爭取共產國際對自己的抗戰路線的理解和支持。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任粥時，是因為他與共產國際有比較多的來往，共產國際對他也比較瞭解。早在二十年代初，任弼時時就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習，後來又在莫斯科出席瞭中共六大，這是其一。任粥時支持毛澤東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抗日持久戰和敵後遊擊戰的方針。他曾經總結華北前線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和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取得勝利的實踐經驗，對毛澤東的抗日戰略路線從理論到實踐，有較深刻的瞭解。而且任弼時作風正派，工作穩重，為人誠懇。這是其二。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 三月政治局會議結束才四天，任弼時便離開延安赴蘇聯，於三月中旬到達莫斯科。四月十四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作瞭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五月十七日，任弼時又口頭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瞭關於四月十四日報告大綱的說明和補充。此外，任弼時還單獨向共產國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作瞭匯報。至此，共產國際加深瞭對中國不的瞭解，也加深瞭對毛澤東的認識。

六月十一日，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討論瞭任弼時的報告，作出瞭《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定》。共產國際在決議中說，“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瞭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的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一周年，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第四版在《中國人民英勇鬥爭一周年》的通欄標題下，刊登瞭毛澤東與朱德的照片，還有報導文章。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信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已接受瞭毛澤東。毛澤東的計劃大獲全勝。

任弼時還有一個任務: 接替王稼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任弼時接替王稼祥的中共駐共產國際團長的職務後，王稼祥準備回國。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接見瞭王稼祥和任弼時，他特意請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轉達他的意見：

在當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的問題要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下解決。中央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不要再爭吵瞭……

王稼樣回到延安後，即刻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轉達瞭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有瞭共產國際的表態，毛澤東可以放心大膽地拿王明開刀瞭。毛澤東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由王傢祥代表中央發報通知王明前往延安開會。王明似乎已獲悉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接到開會電報後拒絕回延安開會，他要王稼祥到武漢來向他個別傳達，還提出把六屆六中全會遷到武漢來開。

王稼祥再次代表中共中央給王明發去措辭強硬的電報。王明不得已於九月十五日回到延安。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王明聽到共產國際和季米特路夫的指示，頓時黯然失色，他像泄瞭氣的皮球，再也跳不起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橋兒溝的天主教堂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瞭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及《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總結報告，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提出瞭尖銳的批評。毛澤東還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後來的整風運動，在這裡已初露倪端。

劉少奇在六中全會上被選為十二名主席團成員之一，協助毛澤東主持會議的進行。在全會之前的政治局會議以及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多次發言，通過總結華北敵後抗戰的經驗，批判瞭王明的錯誤主張。會議接納劉少奇的意見，決定成立中央規則起草委員會（這個規則是針對王明的），起草工作由劉少奇坐鎮。十一月六日，劉少奇向六屆六中全會作瞭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對提交全會的《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和《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作瞭具體說明。指出：這些決定規定瞭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及各級黨委的工作任務、職責范圍和紀律，特別強調每個黨員必須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無中央及政治局、書記處之委托，中央委員不能代表全黨發表文件”，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在執行黨規黨法上應表現為模范。這三個(決定》全部獲得通過，全會認為這是“教育全黨同志，為黨的建設的一課。”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主要從政治思想上向王明施以打擊，劉少奇則從組織紀律上予以打擊。除瞭毛澤東外，便是劉少奇居功至偉。六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準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線，贊同毛澤東一年多對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形勢的分析。這次中全會正式確認瞭毛澤東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在中共的領導地位，連王明也在發言中公開承認毛澤東的“領袖作用”，表示要“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如北辰而眾星拱之”。

在這場打擊王明的戰役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結成瞭親密的戰友。會上，中共中央決定撤銷長江局和王明的長江局書記，新成立瞭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來與劉少奇分別披委任為這兩個中央局的書記。

王明後來因病長期休息。一九四二年延安開展整風運動，王明因為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受到瞭康生等人的嚴厲批評。一九四五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瞭《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瞭曾經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在中共“七大”“八大”上，從黨的利益出發，毛澤東仍提名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一九五六年1月，王明以養病為由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攻擊中國。一九七四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孤寂地躺在異國他鄉的新聖女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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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毛澤東是怎樣戰勝對手的》

2.《劉少奇轉》

3.《毛澤東與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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