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瞭一部電影，《冒牌上尉》。在即將崩潰的納粹帝國，一個逃兵，十九歲的威利.赫羅德，偶然在路邊的車裡撿到瞭一套上尉制服，其後冒充上尉，一路收編潰散士兵，組成“特別任務”小組，並假稱元首直接授權，對逃兵營的同胞大開殺戒。

這個看似荒誕的故事，卻是由真實事件改編。出生於1925年的威利·赫羅德，是一位屋頂工人的兒子。他因在德國下薩克森州埃姆斯蘭營地的殘暴屠殺，而被稱為“埃姆斯蘭德劊子手”。八天時間裡，19歲的赫羅德共計屠殺超過100人。

歷史真實人物照片

古羅馬的克勞德安納斯曾說：“出身卑賤的小人，一旦大權在握，就會比誰都兇殘。”還有一句話更為驚心：“倘若英雄意外落井，投石的人會格外勇敢；一旦凡人穿上虎皮，作倀的鬼會分外積極。”

赫羅德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個從前線逃跑瞭的普通士兵。他在追捕中僥幸活瞭下來，那時的他心驚膽戰。赫羅德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活下去”是他當時唯一的願望。

然而，仿佛上帝開的玩笑，他意外發現瞭那輛遺棄在路邊的吉普車，以及裡面一套嶄新的軍官服。

當赫羅德穿上軍官服，發現第一個遇到他的老兵對他畢恭畢敬，並任由他差遣。這個從未體會過權力味道的小人物，心理上因此產生瞭微妙的變化。

一套從天而降的制服，帶給瞭赫羅德前所未有的權力。品嘗到權力的甘甜，赫羅德就無法停止下來。如同在接下來的路途中，他開始使用這套衣服帶來的權力，無論是在旅館騙口吃，還是在路上“收編”逃兵，直至在逃兵營裡大開殺戒。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從狼狽逃亡的落魄，到掌控他人生死的強大，地位的逆轉，讓人性也因此而逆轉。文明、善良、道德、信仰，統統不重要瞭，權力即正義。 “戰爭中逃跑之人，瓦解部隊鬥志，對於在前線英勇奮戰的將士是極大的不公、是對已經陣亡的將士極大的侮辱，必須予以清除。”在營地，赫羅德慷慨激昂。他已然忘記，自己就是個剛從前線逃跑的士兵。

“上尉”身份的榮光，讓赫羅德迅速擊穿瞭自己的人性底線，朝著黑暗加速墜落。在逃兵營，他先是放任手下虐待和槍殺犯人，接著更親自指揮，讓逃兵和執行死刑的士兵一起唱著歌，走向埋屍坑。並讓士兵用機槍猛烈掃射“萬人坑”裡的犯人。

肉屑橫飛，血骨四濺。機槍掃射之後，士兵們又用手槍繼續補殺幸存者。在屍體堆中，仍有一名犯人哀嚎未死，此刻，赫羅德高聲命令站在遠處，第一位追隨他的老兵過來，要求他進入坑中，近距離射殺幸存者。因為這個老兵良心尚存，一直不願加入赫羅德的屠殺。

在眾人的的目光中，猶豫的老兵最終執行瞭赫羅德的命令，槍殺瞭坑中最後的幸存者。至此，這名老兵也“死瞭”。他殺死瞭自己身上最後的良知，徹底黑化，融入瞭這個“集體”。

在一場酒宴後，赫羅德和納粹官員們又玩起瞭遊戲，將囚犯栓成一串，讓他們逃亡，再從後頭槍殺他們。赫羅德把槍交給瞭兩名營地裡的“模范”囚犯，讓他們射殺自己同伴。其中一名不願作惡，選擇一槍打爆瞭自己的腦袋；而另一個為瞭活下去，殺死瞭自己的夥伴。極端環境之下，在失去理性的，效忠“集體”狂熱中，個體的理性和堅持，難以為繼。

在權力泛濫的時刻，沒人會記得孟德斯鳩的一句話：“權力應該被用來限制權力。”

在非正義的戰爭中，將領的冷血，是因為要維護“帝國的正義”；士兵的暴虐，是“執行者的忠誠”；旁觀者的歡呼，是“一個群體的勝利”。而唯有最樸素的，身為人的良知，卻在眾人維護“帝國的秩序”中，被遺忘和消亡瞭。

在制度框架錯配的情況下，人性之惡被持續共振、無窮放大。

離開營地，赫羅德和他的“臨時審判小組”繼續肆意妄為，直到最後被抓獲。影片結尾，導演讓“審判小組”穿越到瞭現代，他們和文明格格不入的行為，更凸顯極端環境中，人性如此的荒誕不經。

如《鼠疫》中所說，“盡管人們都知道戰爭是愚蠢的，但戰爭仍會繼續。”人人都知道赫羅德是可鄙的，但赫羅德這樣的人，不僅活在七十多年前，在當下，在未來，他也仍會屢屢出現。

極端情況下，人性備受考驗，無論戰爭，還是今天席卷世界的疫情。在這場災難的沖擊下，中國，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輿論環境，都發生瞭“微妙”的變化——好吧，這表述太委婉瞭，實際上，環境已經發生瞭“顯而易見”的變化。在各國的相互攻訐之下，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利己主義迅速抬頭，在有意無意的引導中，群體的狂熱開始升溫，而理性將被湮沒。

當美國人滿為患的醫院病房，和漫長的失業者隊伍的影像在世界各地播放，那些曾把美國視為主導和燈塔的人們感到難以置信，這個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傢究竟發生瞭什麼？這個世界究竟發生瞭什麼？正如牛津大學歐洲歷史學教授、一生篤信大西洋主義的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說：“我感到極度悲傷。”

如果曾經堅信的價值觀開始崩塌，人們還能依靠什麼來度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