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渡》是梁衡的散文集，內容分為大情大理、青史如鏡、山川如我、生命之美、域外之風、藝術之道6個類型，他的《覓渡 覓渡 渡何處》、《晉詞》、《夏感》、《跨越百年的美麗》、《追尋那遙遠的美麗》等入選中學、師范和大學課本，入選之多除瞭屬於傳統的文字優美，可能還與其擔任國傢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中國記協常務理事、《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有關。其散文雖可以一閱，也有一些好的觀點，但由於其寫人寫事不但淺嘗而止，而且大都正面謳歌，很少有理性思辨和批判思維，就其介紹瞿秋白的文章也是如此，不是很值得推薦閱讀。“文革”中，瞿秋白《多餘的話》作為反面教材，偶然在父輩批判資料中全文通讀，怎麼也想不通瞿秋白這樣一個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才華橫溢的共產黨人怎麼會是“叛徒”？為什麼會成為十次路線鬥爭中的革命對立面？兩萬多字的自白《多餘的話》裡對自己內心浪漫、熱情、執著、堅定、苦悶、困惑、痛苦、憂鬱、厭倦的剖析實在讓人深感悲涼！

附錄1：瞿秋白:《多餘的話·告別》

附錄2：梁衡《覓渡，覓渡，渡何處？》

多餘的話·告別

瞿秋白

《多餘的話》的部分內容於1935年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首先發表，1937年《逸經》半月刊全文刊載。

現摘錄最末一節如下：

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瞭！

我傢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瞭老鴉在樹上做窩”。這窩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負擔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瞭後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瞭最終結算的時候瞭。

你們去算賬罷，你們在鬥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瞭。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雖然我枉費瞭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瞭，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

我已經退出瞭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瞭政治鬥爭，放下瞭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瞭。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瞭。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瞭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瞭，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瞭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瞭。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瞭，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瞭。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瞭你們的隊伍好久瞭。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瞭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生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戰士。

永別瞭，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隻要休息，休息，休息！！好瞭，現在已經有瞭“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瞭!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隻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隻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瞭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瞭，永久去休息瞭，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瞭。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裡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裡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瞭老鴉在樹上做窩”，不免是一出滑稽劇。

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瞭。

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瞭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裡，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鬥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裡，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隻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於她終究沒有徹底的坦白，但願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麼？這美麗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瞭。

但是，永別瞭，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願意把它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時好時壞，也曾經照過幾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見我的肺部有許多瘢痕，可是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後把這軀殼解剖開來，對著照片研究肺部狀態，那一定可以發現一些什麼。這對於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得或許是很可笑的。

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瞭。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枉然的瞭。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於軀殼，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瞭。

告別瞭，這世界的一切!

最後……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裡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裡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瞭。

作於1935年5月22日

原載1937年《逸經》35—37期

覓渡，覓渡，渡何處？

梁衡

常州城裡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紀念館我已經去過三次。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但是六個年頭過去瞭，還是沒有寫出。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於他的討論會。他就義時才三十六歲，可人們已經紀念他六十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第一次到紀念館是一九九〇年。紀念館本是一間瞿傢的舊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條河，叫覓渡河。一聽這名字我就心中一驚，覓渡，覓渡，渡在何處?瞿秋白是以職業革命傢自許的，但從這個渡口出發並沒有讓他走出一條路。“八七會議”他受命於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書生之肩，挑起瞭統帥全黨的重擔，發出武裝鬥爭的吼聲。但是他隨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後來在長征時又借口他有病，不帶他北上。而比他年紀大身體弱的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安然到達陜北，活到瞭建國。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是自己的人按住瞭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後就去從容就義。

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聲：“你朝爺爺砍吧，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也許人們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個書生啊，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麼秀氣但又有幾分蒼白的面容。他一開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他在黃埔軍校講課，在上海大學講課，他的才華熠熠閃光，聽課的人擠滿禮堂，爬上窗臺，甚至連學校的教師也擠進來聽。後來成為大作傢的丁玲，這時也在臺下瞪著一雙稚氣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樣折服瞭一代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傢、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秋白刻一對印，秋白開的潤格是五十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五十，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可想他當時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擠離開黨的領導崗位後，轉而為文，短短幾年他的著譯竟有五百萬字。魯迅與他之間的敬重和友誼，就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魯迅傢中，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而將床鋪讓給他們。秋白被捕後魯迅立即組織營救，他就義後魯迅又親自為他編文集，裝幀和用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秋白與魯迅、茅盾、鄭振鐸這些現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齊肩至頂的啊，他應該知道自己身軀內所含的文化價值，應該到書齋裡去實現這個價值。但是他沒有，他目睹人民沉浮於水火，目睹黨瀕於滅頂，他振臂一呼，躍向黑暗。隻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數一數二瞭，他曾發宏願，要將俄國文學名著介紹到中國來，他犧牲後魯迅感嘆說，本來《死魂靈》由秋白來譯是最合適的。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時代的有一個人叫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傢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還是一直弄他的純文學，後來確實也成就很高，一人獨立譯完瞭《莎士比亞全集》。現在，當我們很大度地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如果他不這樣做，留把菜刀作後用，留得青山來養柴，在文壇上他也會成為一個、甚至十個梁實秋。但是他沒有。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麼歷史也早就忘瞭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於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幹，還可以舉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一場泰山崩於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傢、醫生，除瞭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瞭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隻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瞭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瞭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瞭。”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瞭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瞭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註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墻，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毛澤東贊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裡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瞭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鬥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瞭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裡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瞭。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瞭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傢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瞭，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裡鉆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瞭自己的靈魂，在這《多餘的話》裡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瞭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隻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裡，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著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裡出發，到上海辦學，後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武漢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麼悠閑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裡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麼革命，隻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傢、翻譯傢、金石傢、書法傢或者名醫。梁實秋、徐志摩現在不是尚享後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後，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鬥。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共產黨的，後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凡》，成瞭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瞭他。可是秋白沒有這樣做。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一個人無才也就罷瞭，或者有一分才幹成瞭一件事也罷瞭。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隻幹成瞭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沒有幹成，這才叫後人惋惜。你看嶽飛的詩詞寫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隻記住瞭他的武功。辛棄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輕時率一萬義軍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隻能“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後人也隻知他的詩才。瞿秋白以文人為政，又因政事之敗而返觀人生。如果他隻是慷慨就義再不說什麼，也許他早已沒入歷史的年輪。但是他又說瞭一些看似多餘的話，他覺得探索比到達更可貴。當年項羽兵敗，雖前有渡船，卻拒不渡河。項羽如果為劉邦所殺，或者他失敗後再渡烏江，都不如臨江自刎這樣留給歷史永遠的回味。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瞭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瞭一把解剖刀，他們都將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瞭一層。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