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是李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白聖韜、趙耀慶、范繼槐三位親歷者主敘、“我”查證相關資料旁敘的方式，書寫瞭革命者葛任（個人）的一生。敘述者、資料各說各話，似是而非，“花腔”迭出，真假難辨。歷史的多元嬗變、殘酷血腥，令人驚心；時代洪流裡個人生命的卑微、保有個性的艱難，值得深思。

李洱的《花腔》到處都是“花腔”。除主人公葛任外的每個人，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花腔”。要從眾多“花腔”的蛛絲馬跡裡追尋事件的真相，雖有可能卻沒必要。因為真正“耍花腔”的，並不是小說裡的那些人物，而是創作小說的人：李洱。但“花腔”隻是李洱多視角的敘事方式，隻是小說書寫的外殼。李洱甚至並不是要寫一部“並非通常敘述的歷史”，而是想要塑造歷史的多重性、復雜性背後的生動的“個人”。《花腔》故意將歷史與創作混淆，在真真假假的敘事裡，“嵌入”近百年來的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塑造瞭一位有瞿秋白影子的人物：葛任。葛任的經歷與瞿秋白有相同的部分：參加五四運動被捕，被上海的報社聘為通訊員去蘇聯並見到列寧，在上海大學任教，與魯迅交往等。但葛任並不是瞿秋白：葛任參加瞭長征到達瞭陜北，犧牲於抗日戰爭時期；瞿秋白沒能參加長征，犧牲於1935年。這種似是而非的敘述，使小說在對現代史稍有瞭解的人眼裡，充滿瞭濃鬱的“歷史”意味，甚至常常將其混同於真正的歷史。如果《花腔》裡的“歷史”是歷史的話，它的確與“通常敘述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多元，更殘酷，或許更真實。它更撲朔迷離，更不忍卒睹，或許更泥沙俱下。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每個人既是歷史的一部分，也都參與歷史的創作。小說裡的三位敘事者白聖韜、趙耀慶、范繼槐，就是葛任歷史的參與者和創作者，他們不同的敘述，既是作者刻意安排下的人物性格使然，也有歷史真相如“花腔”既假又真、真假難辨的寓意。“花腔”再“花”，也無法逃離“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規律，葛任最終還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葛任。面對這一結局，我們不知道是應該歡呼，還是嘆息。

但“歷史”似乎並不是《花腔》表達的主題。《花腔》之所以要塑造葛任這樣一位特殊的人物形象，應該是想觸摸時代大潮裹挾下的個人的脈動與心跳。葛任是“個人”的諧音。李洱給小說的主人公取這樣一個名字，顯然有他特殊的用意。葛任無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對黨有忠誠的信仰，對事業有獻身的熱情，對未來有殷切的希冀。但他並不因信仰而犧牲個人，也不迷失在熱情裡毀滅個性。他對人對事有自己的態度，對革命對未來有明確的預判。在革命的驚濤駭浪裡，他不隻是一粒匯成洪流的蕓蕓水滴，而是一朵閃著自我光輝的非凡浪花。他一心要創作《行走的影子》，並不隻是單純想留下自己一生的歷程，而是要在時代大潮裡銘刻個人的印跡，令個性的光輝在歷史裡閃爍。葛任的代號很有意思：“○”。田汗說：“葛任的代號是○號，取的是圓圓滿滿的意思。”范繼槐說：“我還給葛任起瞭個代號○。……零蛋嘛，意思就是沒有。”田汗所謂“圓圓滿滿”其實暗含殺機，並非真正的圓圓滿滿。范繼槐的“零蛋”可解釋為“沒有”，但肯定也有使其灰飛煙滅無跡無蹤的意味。“○”是一個完全閉合、完全獨立的圈，它雖要與外界發生關聯，可被染成紅色，塗抹成黑色，但圈內依舊純白。人們往往隻看重圈的顏色，甚至自己也被圈的顏色所迷惑。人們往往忽略圏內的純白，甚至自己也很難發現自己還有一片純白。這片純白，或許就是獨立的個人，沒有迷失的個性。國共雙方都給葛任這樣一個代號，說明在他們的心目中，葛任有特立獨行的個性，是不能簡單地歸類紅黑赤白的個人。如果說《花腔》是在解構“並非通常敘述的歷史”，那麼隱藏在《花腔》背後更為深刻的，或許應該是歷史潮流中的個人和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個性。有個性，才有共性。隻有現代史潮流下的每個人的個性愈精彩，現代史才會更精彩。這，或許就是《花腔》之於我等、之於今天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