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有一批學生在涪陵求學，他們被寫進瞭何偉的《江城》。二十年後，何偉回歸，講述瞭畢業後發生的故事。

對中國改革一代而言，即使最炫目的成功也常常伴隨著悲傷和失落。

何偉

1999年，我搬到北京，成為專欄作傢。那個年代，沒有幾個中國人有手機或電子郵箱，我保留瞭一份名單，列出瞭我以前100多個學生的傢庭地址。每隔半年，我都要寫一封內容相同的信，寄給不同的人。因為中文字實在太蹩腳，在信封上手寫地址要花好幾個小時。回信都裝在廉價的棕色信封裡，郵戳裡的地名我從未聽說過：蘭江、盈葉、茶園。

我在一個小村工作。你知道，當老師在中國掙不到很多錢。但是我覺得很快樂，因為這兒的學生都尊敬我，也很喜歡我……可能明年我就會有個女朋友，她不怎麼漂亮，但是對我很好。

我現在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浙江和四川省之間路途遙遠。這裡是富裕的香格裡拉。而四川則是貧窮的地獄……我和女朋友之間有巨大的鴻溝，如果我貧窮一生，我知道我們永遠不會在一起。在這兒我必須辛苦工作，辛苦工作。

打工者和老師似乎在講述不同的國傢。但是關聯度比他們看起來要緊密：老師們在默默無聞的四川鄉鎮教書，他們的學生讀完瞭中學之後，就會去沿海城市打工，學到的技能足以成為裝配線上的工人。教育體制的目的就是發揮最大效率。就像其他很多師范學校一樣，涪陵這所高校被劃分為專科學校，是一類初級學院，也是為瞭發揮教育的最大效率。在專科學校，未來的教師們完成瞭三年學業，而不是四年大學，使他們可以更快地融入正在擴張的教育系統。

一些最窮困的地區，速成老師成為一種篩選法。我最優秀的學生——琳達在中學有位同桌，是個頭腦靈活的男孩，他初三的中考成績比琳達好。因為分數高，這個男孩立即被送到一所學制三年的中專學習，這所中專是專門為欠發達地區培養小學教師的。琳達繼續上高中，畢業之後考取瞭涪陵師范專科學校。那時沒人會談到算法，但是非常明顯，有某種大概率算計：政府在農村地區甄別出一些聰明的孩子，把他們拉出正常的教育軌道，十八歲時，就把他們培養成完全合格的小學老師。當然，有些人非常聰明，認識到他們實際上被犧牲掉瞭，因為國傢需要大量學校。琳達盡管分數比同桌低，卻受到瞭更好的教育，找到瞭更好的工作。但是1999年5月，她給我寫瞭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同桌回來瞭：

現在有個男孩在追求我。他叫黃東，是我中學同學……他在小學隻教瞭半年書。之後他就出來瞭，幹瞭所有的工作，當歌手，做生意，成為成都一傢投資公司的副經理……他人很好，敢做敢當、進取心強。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有責任感，值得信賴。總之，他和傢人都很喜歡我。也許以後他會成為我的丈夫。

我在北京的前幾年，回信講的都是戀愛和婚姻的事。像大多數農村的中國人一樣，我的學生通常結婚很早，給人以非常現實的印象：

去年冬天我和一個醫生結婚瞭，他不十分英俊，但是對我很好。明年春天，我們會有個小孩。

我娶瞭一個醜女人，她是涪陵師范專科學校數學系畢業的，我很高興。

現在我終於找到瞭女朋友，2000年後她會成為我妻子。她不漂亮，臉上有很多雀斑，但是我愛她，因為她比我有錢，也許我更愛她的錢……我有很多話要說，但是不能寫出來。這封信是在我女朋友的電腦上打出來的。

他們中沒有幾個有約會的經驗。大學期間，校方嚴格禁止談戀愛，特別是像諾斯這樣的班幹部。安瑞告訴我，他從沒有任何興趣入黨，因為像反對談戀愛這樣的規定純屬多管閑事，他直接無視。另外一個學生也經常違反談戀愛的規定，他叫楊思。事實上，楊思和安瑞、諾斯他們並不是一個宿舍的，但是他常待在他們寢室，他們就把他當作瞭室友。這三個男生在校園裡形影不離。

楊思在我班上表現平平，但是外貌英俊，迷倒一片。他頭發深黑，眼睛又圓又大，鼻子高挺——在一個完全是漢族人聚居的地方，楊思看起來完全屬於另一個種族。他和一位中文系的女孩約會，為她寫古詩詞。他給自己取名為楊思（譯者：Youngsea，年輕的海），是字面翻譯他寫詩曾用的筆名。

楊思是他那座偏遠山村考上大學的第二個人，山村在四川東北部。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學當老師，每月賺不到200塊錢。楊思想增加收入，於是買個兩個廉價鍵盤，在學校開辦瞭一個私人打字課程。人們剛剛開始聽說電腦的重要性，很多傢長都給孩子報名參加楊思開辦的課程。他像流水線一樣教學：每臺電腦前有20個學生排隊，每隔兩分鐘輪換一個小孩在鍵盤上操作。每堂課收費1.5元。很快楊思在私人課程賺到的錢比本職工作賺到的錢多。

一年之後，他調到瞭涪陵一個培訓機構工作。他開始和一個女孩約會，女孩非常漂亮，這座小城都容納不下她的美貌。“她走到哪兒，哪兒的男人就會向她表示好感，騷擾她，”幾年之後，楊思回憶說。她在一傢商店工作，老板的弟弟為她神魂顛倒，讓她感到不安全。每天下午，楊思都會派培訓學校武術班的兩個學生去護送女朋友回傢。“我知道能和她保持關系的唯一辦法就是成為大老板，”他說。“如果我是老板，她就可以和我一起工作，男人就不會騷擾她瞭。”

一位60多歲的退休教師在楊思上學的時候教過他，她對楊思旺盛的精力和強烈的欲望印象深刻。楊思把女朋友的事，自己想成為老板的夢想告訴瞭老師，這位退休教師同意借給他6000多元錢。那是2000年，成功的生意人開始買手機，因此楊思在涪陵鬧市區開瞭一傢手機店，女朋友幫他管理，生意興旺起來。不到四個月，楊思就還清瞭貸款，他再也沒有重返教職。

楊思的店鋪還銷售其他電子產品，對講機開始快速飛出貨架時，好一會兒他才明白過來怎麼回事。建築公司在工地使用對講機通話，每當一個工程開建，要雇傭更多工人，需要更多對講機。公司一般都會向同一傢批發商訂貨，為瞭購買的對講機在同一頻率工作。在2000年代早期，似乎中國的每一傢建築公司都在爆發式發展，特別是在三峽大壩的安置居民區。對講機變得比手機更有利可圖，事實上，大部分批發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楊思很快就在涪陵開瞭第二傢店。

後來的日子裡，楊思講述這段歲月，用的幾乎是寓言般的詞匯。一開始，促使他行動的是保護女朋友的欲望，但是當財富超出瞭他最狂野的夢想時，似乎是金錢使他的欲望變得遲鈍。“我們是真愛，”多年之後，他說道。“但是那時候，對金錢的渴望壓倒瞭一切。她從傢到店，來來回回，總是工作。我們一起買瞭房和車。我們太忙瞭，我所有的時間都在做生意。”

楊思的女朋友想要一個小孩，他反對。“我認為時間不對，”他回憶說。他仍在尋求公司發展，新機會不斷湧現，現在組建傢庭並不明智。他把公司開到瞭重慶，銷售在新城市環境下需求的其他商品：告警系統、視頻內話系統以及停車場管理系統。時不時地，女朋友還會談到結婚和生孩子，但是楊思一直都往後推。他最後準備好瞭，那是他們開始談戀愛的五年之後，一個外地生意人開始追求楊思的女朋友。在他醒悟到發生的一切時，女朋友已離他而去。

隨著歲月流逝，北京收到的棕色信封開始夾雜著我學生的學生寫的信。農村學校關閉瞭，合並瞭，其速度幾乎無法想象——根據一份政府報告，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平均每天關閉63所小學。大部分農村小孩離開瞭自己傢鄉，到小城鎮讀中學，我的學生就在這些地方教書。孩子們通常住在宿舍裡，他們的信經常會講到打工的父母：

我傢很窮，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瘋瞭，所以爸爸去瞭雲南找工作……我很喜歡爸爸，春節時，爸爸沒有回傢過節，因為他想給我寄更多錢。

我英文名字叫亨特，出生在農村的貧困傢庭。從記事之日起，我就知道爸爸媽媽身體虛弱，經常生病。但是我想學習，就像沙漠中的人想喝水一樣。

我是個女孩，16歲……[除瞭]漢語和英語之外，我還想學會五門語言。那就是說我還要學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我不懼狂風肆虐，大雨傾盆；我將直面相對，戰鬥不息，再次變得殘酷野蠻。像狼一樣饑寒交迫，像鶴一樣艱難跋涉。如果堅持不懈、一直苦讀，我一定會成功。我不懼明天，因為我已經經歷瞭昨天，熱愛今天。這就是我。

他們的英語學習材料似乎充斥著大量鼓動人心的章節。孩子們的回信中常常夾雜著引用的詞句，他們喜歡美國繁榮時期的作傢，這些作傢的創作題材都是很久以前美國的內政。那個16歲的女生摘抄的句子是威廉·艾倫·懷特寫的，他是美國堪薩斯州人，是二十世紀早期進步運動的領導人。其他的語句——狂風肆虐，大雨傾盆——摘自哈姆林·加蘭，是懷特同時代的作傢，他的作品描述瞭美國中西部農民的辛勤勞作。

我很少能打聽到出外打工學生的消息，很多年都沒有直接聯系到安瑞，但偶爾會從他前女友的來信中得知最新消息：

我前幾天給安瑞打瞭電話，知道他一切順利，我很高興——他在一傢大工廠的塑料部當頭頭。

在上海的廣場睡過一夜之後，安瑞在市裡走瞭將近十公裡，找到瞭一個同村老鄉。他跑到工廠門口，詢問有沒有工作機會。一傢制造電腦塑料機箱的臺商工廠市場部雇傭瞭他，因為他有英語學歷。那時，在臺商工廠有很多野心勃勃的年輕人，他遵循著他們的日常作息：白天工作，晚上找更好的工作。他很快在一傢公司找到瞭一個薪水更高的職位，那傢公司制造無繩電話。每年他都會把工資的十分之一寄回傢，給他的殘疾哥哥。

安瑞後來告訴我這段時間給瞭他真正的教育。在涪陵他不是個勤奮的學生，但是在上海，他開始上夜校，其中就包括一個叫六西格瑪的課程。1986年，摩托羅拉的一位美國工程師提出瞭一個管理體系，目的是質量監控：根據這個理論，一個人如果正確地遵循一套嚴格的六西格瑪流程，從統計學角度來說，他制造產品時的差錯就會及其細微。摩托羅拉執行瞭這套流程，然後，其他美國大公司，包括通用電氣和霍尼韋爾公司，也采用瞭這套流程。

對安瑞來說，六西格瑪具有宗教般警醒的力量。到那時為止，生命似乎有撞大運的成分：他出去打工是因為哥哥的慘劇；他去那些地方打工是因為他碰巧在那兒認識人；他接受任何能找到的工作。但是現在他開始掌握六西格瑪體系和流程的重要性。他把六西格瑪應用到自己的制造工作中去，然後辭職瞭，變成瞭六西格瑪的傳道者。他去遍瞭東部省份——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的工廠，給他們宣講這個管理體系。2001年，開始宣講六西格瑪時，他考察的大部分制造廠傢都缺乏基本的操作規程。“他們沒有任何清晰的工作指引，”他最近回憶說。“他們沒有正式操作文檔，工人們僅靠經驗。都是試驗品和不合格品，人們直接從別人那裡學東西，口口相傳。我告訴他們，你們要制定規范，把操作程序記錄下來。你們需要工作指引，需要標準，需要基本流程監控。”

安瑞的咨詢公司招收瞭6名員工，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路上跑。他賺瞭很多錢，但是最陶醉的還是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效——他常常會去同一傢工廠好幾次，看看發生的變化。在2000年代，中國制造業的質量開始大幅提升，但是安瑞比任何人都知道，中國制造業的質量還不夠好。2003年，安瑞的三哥，也就是自己輟學供安瑞上大學的哥哥，在上海一傢工廠打工，那傢工廠生產電腦機箱和電線。一天，他在維修一臺註塑機，突然高壓故障，安瑞的哥哥觸電，立刻就死瞭。

傢庭悲劇發生之後，他又一次被迫變動。他關閉瞭公司，回到重慶，這樣離親戚近些，以便提供幫助。但是他現在有一技之長。他找到瞭報酬豐厚的工作，當上瞭質量控制審計員，雇主是國際汽車工作組，這是一傢由很多汽車制造商組建的機構，目的是尋求提高汽車部件生產。那時候，他已經拋棄瞭詩人的憤世嫉俗，把英文名字更改為阿倫。就像他那一代很多中國籃球粉絲一樣，他也喜歡NBA球星阿倫·艾弗森，因為艾弗森好鬥，個頭不高，但是卻克服瞭這些劣勢。

2011年，據官方公佈的數據，中國城市人口已經占多數瞭。就在那個時候，我發現我以前那些學生即使是在小城市教書也富裕起來瞭。2014年，我給約80位教過的學生發送瞭一份長篇問卷。30人回答瞭問卷，28人既有車又有房，他們傢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差不多是11.4萬元。今年（譯者：指2021年），我又問瞭同樣的問題，收入中位數超過22.2萬元。回到1990年代末，他們剛剛開始工作，年收入經常不過3000塊錢。

大多數學生在農村大傢庭長大，但他們卻是深受計劃生育影響的一代人，這項政策限制瞭絕大多數城市傢庭，使他們隻能生一個小孩。到政策最後松動的時候，已經是2015年，我的學生差不多都40歲瞭——他們大部人都認為自己太老瞭，生不瞭第二個孩子。在問卷中，他們都說自己生養孩子的方式和父母的方式有極大差異：

他們像養豬、養雞一樣喂養我們，我們沒得到他們什麼愛。但是現在我們的孩子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我給瞭[兒子]全部的愛和照顧。想到自己的學生時代，我心情很壞，因為父母什麼也沒有給我們。中國農民根本不知道怎麼照顧小孩。我經常生病，覺得冷，但是父母根本不在乎。

從2014年開始，我一直按時發送問卷調查，聚焦於不同的問題。毫無疑問會有些選擇性偏差，因為生活穩定的學生更有可能回答問卷。但是也有很多人充當瞭聯絡員，就像諾斯，我可以和他們談論我註意到的回答人群的趨勢。盡管我的學生搬到瞭城市生活，並且富裕起來，但是他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仍然遵循著固有模式，我歸之為中國農村模式。2014年，我要回答問卷者給自己劃定社會階層，30人中隻有8位自認為是中產階級或更高階層。22人給自己定位的詞語是“無產階級”、“下層”、“底層”、“貧困階層”、“窮人”、“我們什麼都不是”。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有8億中國人擺脫瞭貧困，但是中產階級的觀念相對而言還比較新。對我很多學生來說，貧困的創傷還難以甩掉。那個坐船去浙江的男孩，給我寫信講述過船上的悲慘處境，四川民工睡在廁所裡。他最後學會瞭流利的英語，成為私立學校老師，收入約50萬，買瞭三套房子一輛車，沒有任何債務。但是在問卷中，他回答說：“我屬於下層。”

在涪陵，琳達寫道：“我認為如果你是中產階級，應該至少有一套房和一輛車，沒有貸款。”她把自己定為比中產階級要低，因為她和黃東借錢買瞭房。以前的中學同桌還在一起：他現在開瞭一傢小公司，銷售建築材料，琳達則在涪陵最好的高中教書。

我以前的學生中，離婚率驚人的低。2016年，33名回答問卷者中隻有一位離婚瞭，今年的數字是32人中有一人離婚。諾斯和其他人都證實，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和原配在一起。2000年以來，全國范圍的離婚率增加瞭兩倍，中國現在的離婚率比美國還高。但是這些社會變化似乎沒影響到我的學生。“我們是非常傳統的中國人，”一位女生在問卷中寫道。“我們認為離婚不好。”

其他傳統觀念讓我奇怪。大學向全體學生教導馬克思主義，上學時，他們都極其鄙視宗教。但是這些意識形態似乎都是表面文章，隨著時間消逝瞭。2016年，33份問卷中有27人回答自己信仰上帝。28人相信佛教觀念裡的因果報應。非常明顯的大多數——23人——前一年去瞭宗教場所。“我是黨員，不允許信教，”一位女生寫道，然後又繼續說，“但是我喜歡去佛教寺廟。”以前的中國傳統信仰不像亞伯拉罕式宗教，它們並不強調一神性。我在學生中也發現瞭這個特點。有時他們會貨比三傢。“我覺得中國本地神仙比耶穌更有效，”一位男士拜祭瞭很多廟宇和教堂後寫道。他們在信仰上傾向於靈活處置。“我想信耶穌，但這兒沒有教堂，”一位女生寫道。“所以我隻能信仰中國神仙。”

即使他們融入瞭城市生活，但是農村的根仍然時常可見。2021年6月，琳達和黃東的兒子參加多天大學入學考試——高考。第一天上午，我在涪陵考場大門口和這傢人會面。在中國城市裡，考試那天，媽媽們穿上做工精致的旗袍已成為一項傳統，琳達也順從地穿瞭件紅色絲質旗袍，長發梳理成長辮，一絲不亂。我恭維她說衣服真顯身材，她驕傲地說，她的體重和上大學時一模一樣。

多年以來，高考的壓力越來越大。但是琳達的傢人看起來並不緊張。“要有信心，”兒子走進考場大門前，琳達這樣告訴他。等兒子走出瞭視線之外，這對父母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起兒子的命運。

“他的準備還不夠充分，”琳達說。我詢問她兒子希望將來幹什麼，她搖瞭搖頭：“他沒有任何目標。”

“他隻需要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黃東說。“他的頭腦不夠靈活，不適合做生意。現在如果你沒有完全專著一切，你就會賠錢。他也不應該成為老師，要求太高瞭。

他們繼續以這種方式聊天。一年前，我陪著諾斯開車把他兒子帶到考場，諾斯也說著相似的話。這是另一種我歸為農村中國人的觀念模式，他們有時會通過說反話來躲避黴運。這讓我想起瞭二十多年前收到的回信，那時我的學生們紛紛結婚。“他不十分英俊。”“她臉上有很多雀斑。”高考一個月後，琳達寫信說她兒子考取瞭一所好大學，一年以前，相同一幕也發生在諾斯兒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