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10 20:02:05)
標簽： 雜談
中國和歐洲的古代史書中都大量記載瞭各種滔滔雄辯，這和近代的歷史傢們很不一樣。近代的歷史傢們註重的是理性地分析歷史發展中的各種主導因素，經濟水平，權力之爭等，而我們的祖先們則更關心那些英雄人物的言行。古代歷史學的本質因此是各種英雄人物的個人傳記，雖然都被稱為歷史，其實和現代史學是兩門差別很大的學問。《史記》被稱為“無韻之《離騷》”，因為司馬遷一支筆把他之前的中國歷史上各種有價值的言行都給詳細整理瞭出來。裡邊的大部分修辭術都使人嘆服。譬如范睢列傳裡王稽希望范睢報恩的說詞：“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這算是《史記》裡頂不重要的一小段說詞瞭，但裡邊措辭的懇切巧妙，把施恩索報這麼一件本有點可羞的事說得如此淒婉，誰讀瞭還會笑話王稽施恩索報的小不是呢？隻會同范睢一樣慚愧自己的竟沒有及時報恩。我不認為歷史上的王稽當真有這樣的說話本領。歷史上的真實對話裡，或許王稽隻是抱怨自己年紀大瞭，臣子得到君王的恩寵多不常久這類無甚可提的老話，但經司馬遷的筆加工後，卻變成這樣一段讓人嘆服的話。因此我們的那段歷史，從某種角度說，是司馬遷整理加工“再創造”出來的。至於現代史學，我們都知道它們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客觀性”。
歐洲古代史書和《史記》相比，有一大長處是記載瞭各種戰爭的真實過程，士兵如何佈陣，兩軍廝殺過程中的各種軍力變化，海戰、攻城又各有什麼樣的特點。中國古代作者對這些事關國傢生死的軍旅實際事物毫不關心，更樂意去記載將相們的議論，使不知實情的子孫們常誤以為戰爭不是靠士兵們的臂力和勇氣卻是靠書生們的運籌帷幄決出勝負的，這不得不說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致命缺陷。軍旅之事尚且不關心，更別提別的實際學問瞭。這種不同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古歐洲的史傢大多親歷過戰陣，司馬遷們卻沒有。二是社會習俗中，古歐洲貴族們必定是常談論這些戰事的，因為貴族公民們的本份就是作戰，平民很晚才獲得當兵的資格；司馬遷的社會裡這些卻都被當成武人的事，上層階級中羞於談論。最終我們可以看到，古歐洲貴族們不管平日習性如何，雖然是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抑或沉湎書本的學者，一上戰陣卻常能表現出對戰爭藝術的精通，因平日耳濡目染，自然地懂。反觀中國，西晉八王之亂時，貴族們手握重兵，卻沒有任何人懂軍事，隻能把軍權交給他們輕視的下級軍官。在和石勒作戰時，幾個下級軍官陣亡後，幾十萬西晉軍隊竟因無人指揮立刻潰敗，那些貴族們固然命喪敵手為人笑，漢族的國傢可也被他們葬送瞭。這樣的例子真使人感嘆之至，如果手握重兵的是古歐洲的貴族們，怎會如此無能！
除此之外，歐洲古代史書和《史記》一樣，專註於記載各種事件中人物的滔滔雄辯。大量篇幅都隻是對這些言論的記載。但中西的雄辯一對比，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雄辯專註於對各種利益得失、國傢興衰、個人安身保命的分析，偶爾有些高尚情感時也隻是拉扯到三皇五帝上去，沒有脫出世俗得失的局限。而古代歐洲的所有雄辯，出發點都在於為當時的人們認同的一些高貴情感：忠誠、慷慨、寬容、勇毅等，辯論的目的就是為說服別人，什麼樣的行為才符合這些高貴情感。在《卡提林陰謀》裡，大加圖和愷撒在元老院的辯論是全書高潮。叛亂的幾個貴族首領是那些地位極其顯赫的傢族後代，羅馬還從來沒有過對身份如此高貴的成員判死刑的先例。愷撒希望對叛亂的貴族首領們處以監禁之刑，認為叛亂者們雖然罪無可赦，但元老院不應用嚴厲的死刑來給後人留下惡例，須知所有的大惡行都是從一個不良開端引發出去的，後來的人們，會不懂得這件事的特殊性，胡亂引用這些先例來做出極端殘暴的行為。大加圖則嚴厲斥責他的同僚們因沉湎享樂私欲導致的膽小懦弱，在叛亂者的刀已經架在他們和共和國頭上的時候，還在侈談寬容。下邊是商務印書館譯本中的一些段落。
“各位元老，考慮困難問題的任何人都應當把憎恨和友情，憤怒和憐憫拋棄。如果有這些情緒的幹擾的話，人們就不容易把真理分辯出來，也從來沒有一個人在不能控制自己情緒的情況下還能維護自己最重大的利益。如果你運用理智的話，它會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你受制於感情，讓感情控制瞭你，你的思維活動便軟弱無力瞭。……元老們，你們同樣應當小心，不要使普佈利烏斯·朗圖路斯和其餘人們的罪行在你們心目中較之你們自己的尊嚴占有更大的分量，應當小心不要更多考慮你們的憤怒，而不考慮你們美好的名聲。如果可以找到一種同他們的罪行相適應的懲罰，那末我便贊同這一沒有前例可循的懲罰。但是，如果罪行的嚴重超過所有人所能想像的程度，我卻建議我們的懲罰應當在法律規定的限度以內。……元老們，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同樣的行動自由。如果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卑微的人物由於憤怒而犯瞭任何罪行的話，那隻有很少的人知道，他們的名聲和命運是相適應的；但是那些有巨大權力和一生擁有崇高地位的人們的活動便受到世人的註意。因此就發生這樣的情況，占居最高地位的人，他們卻最少行動的自由。在這裡不應有欺騙不公和憎惡情緒的地位，更不用說憤怒瞭。要知道，在別人身上被稱為忿怒的東西，在一位領袖身上就是橫傲和殘暴。……所有壞的先例都是從好的具體事件產生出來的；但是當國傢的統治權落入無能之輩或壞人手裡去的時候，你們的新的先例便從罪有應得的那些人身上轉到罪不應得和無辜的人們身上去瞭。……”（愷撒發言）
“元老們，我常常在這裡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我常常對我國公民的奢侈之風和貪得無厭表示不滿，……但是，現在，我們討論的問題不是我們的風氣好壞的問題，也不是羅馬人民的國傢有多麼偉大或多麼光榮的問題，而是我們所有的一切——不管我們如何看待它——是屬於我們還是和我們自己一道都屬於敵人的問題。可就在這個時候，恕我不客氣地說，有人竟向我們提起仁慈和憐憫！說老實話，長時期以來我們便喪失瞭文字的真正含意。正是因為揮霍別人的財產被稱為慷慨大方，而在做壞事方面膽大妄為被稱為勇敢，共和國才被逼得走上瞭絕路。既然時代的風尚就是如此，這便使得這些人想方設法地揮霍我們聯盟者的財富，對掠奪財富的人表現得仁慈；但是不要讓這些人對我們的血也這樣滿不在乎吧，不要為瞭開脫幾個惡棍而給全體善良的公民帶來毀滅吧。……不要以為我們的祖先是通過武力才把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變成偉大國傢的。……但我們卻失掉瞭這些好的品質，而變得奢侈而又貪欲，公傢貧困而私人卻腰纏累累。我們以財富為榮並養成一種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風氣。我們善惡不分，野心篡奪瞭功績應得的一切報酬。難道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嗎！當你們每個人都在謀求自己的私利的時候，當你們在自己傢中沉湎於享樂而不能自拔，並在這裡受金錢或權勢的擺佈的時候，沒有防禦能力的共和國會受到攻擊，那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瞭……你們也說，形勢無疑是可怕的，但是你們並不害怕它。可實際上你們確實又怕它怕得要命，隻是由於思想上的懶散和軟弱你們才徘徊觀望，相互等待，……”（大加圖發言）
同一本書的末尾還記載瞭叛亂的貴族首領卡提林在背水一戰前對士兵們的發言。最打動人心的是這幾句：“你們本來是可以在流放中極為屈辱地度過一生的，在失掉你們的財產之後，你們當中的某些人在羅馬是可以祈求別人的幫助的；但對真正的男子漢來說，這種情況是屈辱和無法忍受的，所以你們才決心采取今天這樣的行動。”我想聽到這段言語的叛亂者們，隻要還有一點羞恥之心，就絕不會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再有絲毫膽怯畏死。書的末尾也記載瞭他們戰死時的英勇，“幾乎每一個人在犧牲時都用自己的身體覆蓋瞭在戰鬥開始他活著時所占據的位置。”
如果把中西的雄辯術做一個比較，古代中國人的雄辯好像女子繡花，纖巧精致但也簡單明瞭，雖值得贊賞卻畢竟無甚深意，訴諸常識即可理解。古代羅馬人的雄辯術卻充滿瞭男子氣概，如山嶽般莊嚴雄偉，也深沉不易明。讀《史記》裡的雄辯，我對其中的各種是非曲折不難領會，因為它訴諸的隻是表層的理性。類似愷撒和加圖的發言，我卻常感到自己好像維柯在《新科學》裡所說的原始人或心智還處於原始狀態的農民們：他們心智薄弱，受情緒左右，很容易被一種說得過去的理由說動，但情緒一過去又糊裡糊塗地回到原來的想法上去，因為他們的理性實在太薄弱瞭。我聽完凱撒的發言，覺得凱撒遠見卓識，理應聽從。聽到加圖駁斥，又覺得這才是無畏的愛國者，剛聽信凱撒何其昏庸。（當然，理性薄弱的何止我，聽這些發言的羅馬元老們也是如此。）最後聽到卡提林的臨戰演說，又幾乎完全相信瞭這些叛黨才是愛國者，元老院裡的凱撒、加圖、西塞羅等人確實隻是在維護一小撮人利益……
要理解古代中國人的雄辯，需要的隻是淺薄的理性，那正是現代科學發明的“智商”這個詞所指的那種表層的抽象思維能力，一個人隻要“智商”不太低就能理解。要真正理解這些古羅馬人的演說，需要的卻是真正的心智，對各種精神事物的綜合理解感受能力。如果說得坦白和大膽些，同理解各種行為代表的情感價值需要的智力相比，“道可道”之類的東方式智力簡直不值一提。
東西方的兩種不同風格的雄辯，我想最早是由於民族創建者們不同的性格，而後眾人崇奉由最早的創建者們認同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地把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改造成他們。對比下雙方的不同語言教育風格就可看得很清楚。中國古代教育眾所周知，重對偶、駢儷這些表面功夫，司馬遷筆下的各種雄辯正是運用對偶駢儷的范文。但凡古代中國文人，沒有一個不會寫篇駢四儷六的文章，填幾首格律整齊的詩詞的，因為他們從小在私塾裡就苦練最基本的對仗修辭，久而久之成習慣，那種格式的詞句出口就來。而古歐洲的教育，常被提到的雄辯術教育，具體情形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的一小段記載可以看到：“有人給我一項使我靈魂不安的功課，做得好可得榮譽，不好則失顏面，並以鞭撻威嚇我。這課文是叫我寫朱諾女神因不能“阻止特洛伊人的國王進入意大利”憤怒痛心而說的話。我知道朱諾並未說這類話，但我們不得不想入非非，追隨著神話詩歌的蹤跡，把原是用韻的詩，另用散文敷演。誰能體會角色的身份，用最適當的詞句描摹出哀憤的情緒，這人便算高才。…… 我朗誦時，聽到極盛的喝采聲，勝過其他許多同學和競賽者。”由這種情形，我們可以明白為何愷撒加圖們的演說具有那樣的氣勢；而從古代一直到歌德的時代，為何歐洲文人們的詩作劇作中又都充滿如此華麗鋪張的想像，能將本隻是三言兩語的簡單意思敘述得如此動人瞭。因為他們自小學習的就是這種用華麗的言辭描摹某種情緒的想像能力。而一個古典劇作，不正隻是由各種類似的幻想對話組成的嗎？正如駢四儷六的文章隻是由基本的對仗組成的。易卜生的年代已經很晚，接近現代瞭，這種教育怕已不大流行，但他在處女作《卡提林》中仍能使用這種古典華麗文風，主人公口中吐出的仍是同加圖愷撒們的演說一樣強烈的言語，可見這種語言教育的影響有多深。（那些駢四儷六的文風對我們的影響也是同樣深的，今天中國人的文章中還常可見到這種影響。）
以上考察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教育是種子，什麼樣的教育決定瞭什麼樣的文學風格，最終我想也是民族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