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說過，“當實踐中的超越性語言開始言說的時候，一定會被人罵作是‘不說人話’。”因為在今天所謂“人”的概念，已經完全被體系所掌控。

喬治奧威爾在他的《一九八四》末尾附錄瞭一篇關於“新話原則”的文章。新話原則是《一九八四》中，大洋國的統治集團“英社”為瞭更好地進行社會控制而推出的一個標準。即配合著整個社會結構慢慢改變人們的說話方式。把具有超越性的詞匯換成一系列符合統治的詞語。比如，將“bad”通通換成“ungood”，而在這之前，政府首腦老大哥Big Brother已經具有瞭good的意思。所以當批評者想罵老大哥不好的時候，在別人眼中他就隻是講出瞭“good is ungood”這類廢話。在新話原則的統治之下，人們不會再知道“equal”一詞具有過“政治自由”的次級含義,因為在大洋國生活的人壓根就不知道什麼是政治自由。所以，再回到equal的原意“平等”上，新話也可以說出“All mans are equal”這句話表達人人平等的意思，然而它的批判力度並不會超過“all mans are my son”這類病句、廢話。因為拋開不存在的社會啟蒙對抽象人類平等的呼喚、對天賦人權的認可，務實的大洋國人會說，什麼人人平等？同志！我們大洋國分為無產者，外黨，和內黨巴拉巴拉；這個人兩百斤超重瞭，這個人一百斤不到太瘦瞭。總之，怎麼可能會“all mans are equal”呢？

於是乎，不僅僅是在轉瞬即逝的現實層面，就連埋藏在人們思想中的超越性維度都不復存在瞭。

其實，奧威爾的這些顧慮雖然不是杞人憂天，但確實表達瞭典型的自由主義者對國傢控制的恐懼。大傢知道，奧威爾是名社會主義者，但自從他在西班牙見識到瞭斯大林的鐵拳後，就與馬克思主義無緣瞭。在自由派看來，市民國傢存在的前提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人性本善，所以為瞭保障人類的各種權利，人們開始制定契約建立國傢以此來鞏固自己的權利；或者是人性本惡，所有人為瞭爭奪自己的利益而互相對抗，可是理性卻發覺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所以建立國傢來約束自己。我們在這裡不能也不想多講這些，總之，在自由派看來，除瞭人性本身外，能夠約束人們自由的就隻有上層建築的種種形式。

可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社會中，每個人就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也每天無時不刻地目睹著新話的創造嗎？隻是這類新話通常是以大眾文化的形式出現在人們面前，所以一般情況下人們也不會覺得講這些新話有什麼不舒服。

“流汗黃豆”“絕絕子”“別管”“小醜竟是我自己”“你個老六”

每到一個時期就有一批新的詞語被制造出來，來到人們的身邊替換掉一些原有詞匯。每一條詞匯都蘊含瞭一種對原有意義的消解，對超越性話語的直接抵觸，對社會全面歇斯底裡的無限認同。

恐怖的利維坦，就埋藏在人們心中。每個梗其實都是某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講的，大傢覺得有趣再加上它不同現狀抵觸，於是就光速傳播開來瞭。我們隻需要再加上一個對比即可。大傢知道，很多情況下人們在第一次接觸到這些梗的時候，並不知道它們在表達什麼，可是周圍的人都在說，而且確實挺有趣，久而久之也就用上瞭這些梗。

與之相比的是一些術語黑話。人們第一次聽也不知道它們在表達什麼，隻是透過一絲絲思辨性而嗅到瞭埋藏在使用者背後的文化資本。

“我壓根就不需要這些。”所以兩種不說人話的人話，在今天的區別待遇就很明顯瞭：一種是各個階層通用的氣氛調節劑，另一種則是圈子內部的通行證。

語言已經爛在瞭這裡。圈子確實在不斷擴大，但超越性從來與畸形產物無關。氣氛確實受到瞭調節，調節瞭再生產傀儡之間的活動氣氛。似乎唯一的區別就是社會分層所導致的興趣愛好，庸俗高雅之間的不同。對立面的一體化就這樣達成瞭。

相同的例子還有很多。因為語言歸根結底是人們交往的產物，是一種可控的需要。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類似於它的東西。《荒原狼》中，赫米娜對哈裡說，“我知道你醉心於那種悲劇性的理想主義愛情，可是你也應該學學跳舞，談一場簡簡單單的戀愛。”

這句話應當轉變為我們行動的準則！就像哈裡，還有全部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說到底除瞭自己的想象外，也根本找不到什麼理想主義的愛情一樣。我們在現實層面，除瞭寫寫文章發發視頻外，還能找到更能創造新事物的行動嗎？

可以去參與調查，盡管人們的生活情況就擺在那；可以互罵對方是小佈爾喬亞，盡管資產階級永遠騎在你的頭上。所有這些事情其實隻是當今的人們用來逃避真正創造活動的一項工具。或許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和同伴走在大街上，一起高調我們的存在。就像我們過去和未來都一直做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