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潁川（今河南省禹縣）人，生於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子漢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1年），是西漢前期傑出的思想傢和政治傢。他積極策劃和推行瞭為結束地方割據的“削藩”鬥爭，雖然因七國叛亂而被漢景帝錯殺，但他為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建立作出瞭貢獻，推動瞭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1.上書文帝獻國策
晁錯青少年時期，他曾在軹縣（今河南省濟源縣南）跟隨張恢學習先秦法傢申不害、商鞅的理論，後來被朝廷選為太常掌故（太常，漢朝九卿之一，專門掌管禮儀祭祀。太常掌故是太常的下級屬官）。
秦始皇焚書坑儒後，一直到西漢文帝的時候，研究儒傢經典著作《尚書》的人還很少。在齊地有一個伏生，曾為秦朝博士，精通《尚書》，但年齡已經九十多歲瞭，行動不便，不能應召前來京城講授。漢文帝就下詔太常，讓他派人到伏生處學習《尚書》。
太常見晁錯年青好學，便派他前往。晁錯回來以後，上書文帝講述《尚書》內容和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賞識。漢文帝任命他為太子舍人，門大夫（侍衛太子的官），很快又升為博士（主管教育宗室子弟，並在朝廷遇有疑難問題時負責問對）。
晁錯在任博士期間，他上書文帝《言太子宜知術數疏》，稱贊皇太子才智過人，騎馬射箭技藝高超，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教給皇太子治理國傢的方法，隻有這樣才能夠繼承帝業。
疏中論述：一個君主所以能夠建立留傳後世的功業，關鍵就在於通曉“術數”，即治國的方法和策略。他認為君主必須懂得如何統馭臣子，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樣聽取下面奏報，而不受欺蒙；懂得怎樣“安利萬民”而使“海內必從”。
晁錯認為，太子是未來的君主，所以就必須教育太子懂得治國的“術數”。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權而被臣子殺害，就是由於不懂得治國的“術數”的緣故。現在太子書讀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曉治國的方法，隻知背誦書本，這是沒有用處的。晁錯建議漢文帝親自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讓皇太子學習。
漢文帝覺得他的建議很有道理，就拜晁錯為“太子傢令”，主管太子傢的錢、谷，是太子府內一個比較重要的屬官，職責雖然是主管庶務，
但從此以後，晁錯便可以經常接觸皇太子劉啟，即後來的漢景帝。晁錯以善於分析問題，提出中肯意見，深得太子的喜愛和信任，並被太子譽為“智囊”。
漢景帝在當太子時長期受到晁錯的影響，這對景帝執政後，晁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起到重大作用。
西漢初年，匈奴貴族不斷帶兵南下，掠奪中原。漢文帝即位以後，情況仍然沒有好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又侵擾狄道，隴西軍民奮起抗擊，打瞭一個勝仗。晁錯抓住這個時機，向文帝上瞭《言兵事疏》，就如何抗擊匈奴向朝廷獻策。
他明確指出：過去打敗仗，這次打勝仗，問題不在隴西民眾勇敢或膽怯，而在於將吏用兵巧妙或笨拙有所不同。晁錯強調將帥的重要性，指出：“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他還總結說，武器鋒利，士兵訓練可用，將帥懂得軍事，君主能選擇良將，這四者在軍事上最為重要。
漢文帝看瞭晁錯的《言兵事疏》之後，很為贊賞，賜給他蓋有皇帝印璽的詔書，以示嘉獎。
不久，他又向文帝上瞭《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提出瞭用“移民實邊”來代替“輪番戍邊”。分析瞭輪番戍邊的弊病，他根據匈奴“時至時去”經常騷擾的特點，指出：少發戍卒，則兵力不足；多發戍卒則遠縣的士兵才到，而匈奴又去。在邊地聚集大量部隊，消耗軍費很大；如遣散戍卒，則匈奴復入。這樣連年下去，國傢會疲於奔命而民眾也不得安寧。
晁錯認為：守邊的兵士一年更換一次的規定有弊病，因為士卒還不熟悉匈奴人的活動規律就到瞭返回的日期，不利於打擊和防禦匈奴。
針對輪番戍邊的缺陷，他提出瞭“移民實邊”的新政策，即招募內地百姓移民到邊塞地區。對長守邊塞之民要註意解決好他們的住房、土地、農具、衣服、食物以及配偶等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解決瞭，邊塞之民就會父子相保，齊心協力抵禦匈奴，而遠方的人民也就可以不再到邊疆服役瞭。這對子孫後代都是大大有利的事。
就在這一年，漢文帝采納瞭晁錯的建議，遷民於邊塞要害之處，實行屯田，既開發瞭邊疆，又防禦瞭匈奴的侵犯。
公元前168年，晁錯針對當時社會上大小商人，賤買貴賣，從中牟利，瘋狂兼並土地，造成大批農民流亡的嚴重局面上書漢文帝。
在這篇《論貴粟疏》中，他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使民務農，而要想使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的途徑，就是要用糧食作為賞罰的手段。漢文帝極為重視晁錯的建議，立即頒發瞭納粟授爵令，規定百姓向政府上交糧食的，按糧多少賜以不同級別的爵位。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漢文帝令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所謂“賢良、方正、文學”是漢代選拔統治人才的科目，“賢良、方正”多從現任官、退職官中推舉；“文學”一般從民間讀書人中推舉。晁錯是在太子傢令任內被推舉為賢良的。
漢文帝親自出題，要被選的人回答“明於國傢大體”等三個問題。參加對策的有一百多人，晁錯回答得最好，名列第一，他的《舉賢良對策》也成瞭西漢一篇著名的政論文。
晁錯在回答“明於國傢大體”這個問題時，強調瞭君主親自執政的重要性。他認為帝王應該“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親自處理國傢大事。
晁錯指出漢文帝執政十六年來“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定”，其原因之一是文帝親自處理政事不夠，而依賴群巨較多。
在回答“直言極諫”的策問時，晁錯提出瞭輔佐天子的大臣應該具備的四個條件：
（1）制定法令要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為目的，不要“苦民傷眾”。
（2）對傷害國傢和民眾的法令和行為要敢於直言極諫，以補救君主的過失，糾正錯誤。
（3）立法要平正，賞罰分明。
（4）為人方正，盡心盡力辦事，奉法令不徇私舞弊，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的問題時，晁錯總結瞭秦王朝興亡的經驗教訓，指出秦滅亡的原因：
任用壞人而聽信讒言；
大量興修皇室宮殿，賦稅沒有節制，人民困疲，財力耗盡；
法令繁多殘忍，賞罰隨意而行；
貪官污吏乘機違法亂紀，造成上下瓦解，各自為政。
晁錯的《舉賢良對策》深得漢文帝嘉許，因此由太子傢令升遷為中大夫（掌顧問應對，武帝時改為光祿大夫）。
以後，晁錯針對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以及更定法令等繼續向文帝獻策，並就此著書三十篇，不愧為“直言極諫”之臣。雖然漢文帝沒有完全采用晁錯的主張，但對他的才能很欣賞。太子也認為晁錯的獻策很好，然而袁盎等一些大功臣對晁錯則是頗為忌妒，並不喜歡他。
2.“削藩”之舉驚天下
公元前157年，漢文帝去世，太子劉啟即位，也就是漢景帝。第二年，晁錯由中大夫升為內史，即主管京都地區的長官。漢景帝對他很信任，言聽計從，其作用超過瞭九卿（漢中央政府組織分三公。九卿、列卿等，三公最尊，九卿次之。九卿為奉常、郎中令、衛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和少府）。
晁錯在景帝的支持下，對許多法令進行瞭修改，招致丞相中屠嘉的妒恨。正巧，晁錯因為內史府大門在東邊，出入很不方便，需要開個南門，而內史府的南面是太上廟的外墻，於是就拆瞭一段廟的外墻，以便出入。
申屠嘉聞訊大怒，想借此奏請景帝殺死晁錯。晁錯得到消息後，連忙搶先向景帝說明瞭實際情況。到申屠嘉來向景帝報告時，景帝說：“拆的不是廟的內墻，而是外墻，不應當法辦處死。”罷朝以後，申屠嘉惱怒地告訴別人說：“我應當先斬後奏，而先奏請反誤瞭大事！”不久，申屠嘉病死，晁錯在景帝面前也更加得寵瞭。
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錯由內史升遷為禦史大夫，從此晁錯位列“三公”。這時諸侯王的勢力強大，這些諸侯王大都是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所分封的劉姓子弟，當時大都是年幼孩童，到漢文帝時已長大成人。
劉邦本想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讓他們輔翼王室，但結果適得其反。由於諸侯有大塊封地，征收賦稅，鑄造錢幣，勢力越來越大。
那時共有22個諸侯國，齊王擁有70多個城，吳王有50多個城，楚王也有20多個城。而且有的諸侯已經不受朝廷的約束，驅走朝廷官吏，誘招亡命之徒，大有天下又要變成諸侯割據的局面。
晁錯敏銳地看到諸侯王勢力的膨脹，對中央政權是一個嚴重威脅。而且，諸侯鬧割據，一來免不瞭發生戰爭，二來對發展生產也很不利。於是，晁錯向漢景帝建議削藩。
他在《削藩》中指出，僅齊、楚、吳三個王的封地就分去瞭天下的一半。主張先拿犯有罪過的諸侯王開刀，削去他們的支郡，隻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歸朝廷直接管轄。
晁錯特別指出危險性最大的吳王劉濞。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吳王封地五十三座城，東邊靠海，煮海水熬鹽獲暴利，境內銅山可供鑄錢。而且先前吳太子與當時為皇太子的景帝下棋時被打死，吳王一直心懷怨恨，借口有病不來朝見。依法本應處死，可文帝不忍心這樣辦，賜以十幾手杖。劉濞本應悔過自新，可他反而更加驕橫跋扈，圖謀作亂。
晁錯一針見血地指出，諸侯要是存著造反的心，削地要造反，不削地，將來遲早也要造反。現在造反，禍患還小，也易撲滅。等將來他們勢力更大瞭，造起反來，那禍患可就大瞭。
《削藩策》一提出來，立即在朝廷內外引起極大震動。景帝下詔令公卿、列侯和宗室議論，大多數人知道景帝完全支持晁錯，因此不公開表示反對，隻有皇太後的親戚竇嬰在大殿上同晁錯爭論起來，從此結下瞭怨仇。
最後，景帝決定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晁錯更改瞭法令三十條。這樣一來，勢必遭到許多大臣和諸侯的強烈反對，他們對晁錯及《削藩策》百般攻擊，恨之入骨。
晁錯的父親特地從潁川老傢趕到京城，提心吊膽地勸說兒子：
“皇上剛剛即位，你為政用事，削奪諸侯的封地，使皇傢骨肉之親疏遠，弄得大傢都罵你怨你，你何必這樣做呢？”
晁錯理解父親的一片心意，但他還是耐心說服道：“不這樣做，天子的地位就不能鞏固，國傢政權就不能安穩。”
晁錯的父親卻說：“這樣做劉氏安穩瞭，可咱們晁傢可就不能安穩瞭，我還是離開你回去吧！”老人回到傢中，服毒自殺瞭，臨死前說：“我不忍眼睜睜看著大禍臨頭！”
3.暗箭難防遭腰斬
晁錯並沒有因為父親的勸阻而改變自己的主張，為鞏固中央集權，他繼續積極協助景帝籌劃削藩的措施。
朝廷要削諸侯封地的消息傳到吳國，吳王劉濞便決定發動叛亂。他派中大夫應高與膠西王劉印密謀，提出以聲討晁錯為名，起兵奪天下，“兩主分割”。接著，劉濞喬裝打扮，親自赴膠西，訂立瞭叛亂同盟，並由劉印串聯齊地諸國，劉濞負責串聯楚、趙諸國，相約共同起兵。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吳王劉濞首先在王都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起兵叛亂，並向各諸侯王國發出瞭檄文，打出“清君側”的幌子，攻擊晁錯“侵奪諸侯封地，專以劾治污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之禮對待劉氏骨肉，所以要舉兵誅之”。
同月，劉印殺瞭朝廷派到膠西國的官吏，膠東王劉雄渠，笛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也先後發兵，一時幹戈四起，歷史上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就此爆發瞭。
吳王劉濞依仗吳國富庶，在致諸王書中稱：我的金錢分佈天下，諸王日夜用之不盡。有應當賞賜的，隻要告訴我，我就給！並對將士列出獎格，最高的“獎賞”是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面對來勢兇猛、聲勢浩大的叛亂，景帝當即在軍事上做瞭部署，太尉倏侯周亞夫率三十六將軍為主力，進攻吳楚軍；曲周侯酈寄攻趙軍；將軍欒佈攻齊諸軍，拜竇嬰為大將軍，屯兵滎陽，監視齊趙方向，作為後援。
可天有不測風雲，晁錯未能提防背後射來暗箭。先前曾擔任過吳相、並接受劉濞賄賂的袁盎，懼怕晁錯追究，連夜與竇嬰密謀。於是竇嬰入宮，請求景帝召見袁盎。
袁盎進宮後見景帝正與晁錯商討軍情糧草等前方戰事，景帝問袁盎：“你曾經當過吳相，現在吳楚反叛瞭，你的看法如何？”
袁盎騙景帝說：“不用憂愁，一定可以破吳。”
隨後陰險地利用景帝支開瞭晁錯，這才對景帝說：“吳楚所發書信，說是晁錯擅自抓住諸侯過錯，削奪封地，因此才造反。隻要殺晁錯，赦免吳楚七國，恢復被削奪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統統罷兵瞭。”
漢景帝聽信瞭袁盎的蠱惑之言，沉默瞭一會兒，說道：“為瞭對得起天下，我不會愛惜某一個人的。”
當時丞相陶青、廷尉張歐、中尉嘉等人都視晁錯為眼中釘，在景帝批準處死晁錯後，讓蒙在鼓中的晁錯穿著朝衣巡行市中，在中途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用腰斬的酷刑殺害瞭晁錯。
接著，袁盎官拜太常，被派往劉濞處，以求罷兵。誰知劉濞不但不答應，還聲稱：“我已為東帝！”並要袁盎跟他反叛，因袁盎不願，差點被殺掉，僥幸地逃回瞭長安。
漢景帝召見從前線回來的校尉（武官，職位略次於將軍）鄧公時，問道：“你從前線回來，聽說晁錯已經被殺瞭，吳、楚罷兵沒有？”
鄧公回答：“吳王陰謀反叛已經數十年瞭，發怒於削地，以誅殺晁錯為借口。他們的用意並不是隻為瞭一個晁錯，而是想當皇帝。我恐怕天下的有識之士再也不敢談論削藩瞭！”
漢景帝嘆道：“你說得很好，我也非常後悔！”
景帝這才下定決心平定叛亂，下詔令周亞夫統率大軍迎擊叛軍。由於叛軍逆歷史潮流而動，僅僅三個月就被平定瞭。吳王劉濞兵敗自殺，其他六個叛王有的畏罪自殺，有的被處死。景帝趁平息七國之亂之後，下令諸侯王不得繼續治理封國，由皇帝派去官吏管理，使諸侯王失去政治權力，僅得租稅而已。
晁錯雖然被錯殺瞭，但他的政治主張終於得以實現瞭。從此，地方割據局面遂告結束，中央政權的權力大大加強瞭。
晁錯在歷史上爭論頗多，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贊他“為國遠慮”，卻又說他“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北宋蘇軾、蘇轍兄弟曾咒罵他削藩是為個人“求名”，所以該死！然而歷史自有公論，晁錯確實是一位進步的、傑出的政治謀略傢。
明代李贄曾說：“晁錯可以說他不善謀身，不可說他不善謀國。”應該說這是頗為中肯的評價。
晁錯並不是一個“完人”，但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大都反映在《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舉賢良對策》等奏疏中）大都切中當時為政之要害，針對性強，見解深刻而獨到，不但在當時起瞭積極作用，而且對後世也產生瞭深遠影響，使他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古代謀略傢的行列。
然而，這位“為國遠慮”的皇帝左右手，治國安邦的謀略重臣，一旦嚴重地觸犯瞭說不清道不明的某些勢力利益，反被皇帝錯殺、冤殺，也是社會鬥爭的一種必然結局。然而，為瞭國傢利益和社會的進步，晁錯“不善謀身”不顧個人安危的獻身精神，是十分寶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