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槍響

1967年夏天，昆明的兩大造反派組織——“八、二三”和“炮兵團”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而且兩大組織後面均有軍隊的支持。駐昆明軍區支持“八、二三”，雲南省軍區支持“炮兵團”。部隊通過“無意泄露”軍火倉庫位置，讓造反派去“搶槍”，變相發槍給造反派。兩派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

一天下午五點左右，我在學校裡突然聽到一陣激烈的槍聲。從槍聲的密集程度判斷，聽得出是輕機槍和沖鋒槍那樣的武器。但槍聲的持續時間不長，大約隻有兩、三分鐘時間，很快就停止瞭。

我當時還年輕，膽子也大，就騎著自行車前往槍響地點去看熱鬧。槍響地點在穿心鼓樓附近的雲南省軍區門口。隻見幾十個帶槍的武裝人員正在悄然無聲的集合，一輛黃河牌大貨車撞到一棵很粗的行道樹上。車廂裡堆著十幾具屍體。有男有女，看得出都是些大學生模樣。在駕駛室外面還有一具男屍，五十歲左右，高顴骨，後腦殼不在瞭一大塊，腦漿已不知飛到哪裡去瞭，一看便知是駕駛員。死者大張著嘴巴，雙眼圓睜著，充滿著恐怖與迷惑，好像在發問：“為什麼？為什麼！”有人從死者的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工作證，上面寫著死者名叫“臧雲龍”。這件事至今已有整整五十多年瞭，但這個素不相識的死者的恐怖形象和名字我卻至今未能忘記。轉瞭一圈之後，發現那些武鬥人員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瞭，現場隻留下那輛撞壞的黃河牌汽車和車上的十幾具屍體。

從人們的議論中，我知道瞭這次槍戰的緣由。那天下午“八、二三”在東風廣場開大會。“炮兵團”認為“八、二三”大會後要舉行遊行，將帶著人馬來沖擊雲南軍區，於是就事先派武鬥人員帶著武器到雲南軍區門口埋伏。第一批武鬥人員埋伏好後，見到黃河牌汽車拉著一車人馬沖過來，車頂還架著輕機槍，以為是“八、二三”來瞭，就慌忙開槍射擊。其實黃河牌汽車拉的是“炮兵團”來增援的昆明師范學院的大學生。等到搞清楚這是一場誤會時，已經傷亡瞭數十人。看到這些正處於豆蔻年華的男女大學生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死去，我有種說不出的滋味。面對眼前真實的一幕，我深有感觸：“炮兵團”打“炮兵團”是誤會，難道“炮兵團”與“八、二三”相打就不是誤會瞭嗎？我們打死“階級敵人”瞭嗎？我們捍衛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瞭嗎？其實無論“炮兵團”還是“八、二三”，參加武鬥的絕大多數都是青年工人和青年學生，用當時的語言來說，都是“階級兄弟”。真正的所謂“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是不敢參加武鬥的。

這一次誤會的第一聲槍響，拉開瞭昆明持槍武鬥的序幕。不久，“炮兵團”就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占領瞭五華山（雲南省政府所在地），緊接著，炮派占領的農業展覽館（在昆明翠湖邊）與八派占領的東風百貨大樓（在小西門）對打。我傢就在這兩棟建築物的中間。他們白天打，晚上也打。在傢裡聽著屋頂不間斷的槍聲，看著曳光彈在夜空中飛來飛去，我們一傢人過著心驚膽戰的日子。武鬥雙方還常常會組織小分隊互相出擊，開展巷戰，戰鬥地點經常在我傢門口發生。好在雙方的武鬥人員都不進傢來幹擾群眾。後來，“炮兵團”占瞭上風，將東風商店包圍起來打。一天，我去蒲草田（在東風商店旁邊）觀戰。親眼看到“炮兵團”一個武鬥人員扛著一挺輕機槍走過來，對著東風商店大樓打瞭一梭子彈，又扛著機槍走瞭，地上留下一堆子彈殼。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立馬跑去撿子彈殼。哪知這時樓上還槍瞭。一個小孩眉頭上中瞭一槍，連哼都未哼一聲就死瞭，他流血不多，像睡著瞭一樣，手裡還握著子彈殼……。

在武鬥期間，我暗自決定：不摸槍，不參加武鬥。我管不瞭別人，至少能管住我自己，這一條我確實做到瞭。當時，武鬥雙方的“理論根據”是江青提出的所謂“文攻武衛”。而我卻很有創意的在學校裡宣揚我“文攻武走”的理論。我的理論是，我若打死對方，我於心不忍，因為對方不是“階級敵人”；我若被對方打死，我於心不甘，因為我也不是“階級敵人”。既然如此，就應反對武鬥。但我們這樣的“小人物”又沒有能力制止武鬥，遇到武鬥，隻好一走瞭之。即謂曰“文攻武走”。我的這一理論，在學生及教師中頗有市場。但後來在劃線站隊中卻成瞭我的重大罪狀：因為我用“文攻武走”的“反動口號”來對抗江青“文攻武衛”的“重要指示”。

武鬥期間，為瞭保衛好學校的重要資料，我搬到檔案室裡居住，並妥善保管好學校的印章。我與管理食堂的老幹部楊桐樹（轉業軍人）約定，我負責保管好學校的印章和檔案，要求他保管好學校師生的糧油供應本，不管“炮兵團”或者“八、二三”，誰來要或搶，都不能放手。他叫我放心：“一定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購糧本”，他把購糧本藏在木地板下面，隻要他不說，別人根本無法找到。在武鬥剛開始時，我組織人員把學校實驗室、圖書館、“四舊”倉庫的門窗都用木板加固釘牢，用磚頭把門砌死。在我及相關人員的努力下，雲南三工校價值幾十萬元的精密天平等實驗室設備及圖書、檔案資料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瞭。相比之下，雲南一工校由於無人照管，武鬥期間，實驗室被學生闖進去，將化學藥品拿來做成燃燒彈，圖書館更是偷盜得一塌糊塗。應該說，我對保護雲南三工校的財產是有功的。

廣大革命師生也看到我在武鬥期間堅守崗位的表現，成立革委會時一致投票推選我進入學校革委會。

1969年初，雲南掀起瞭“劃線站隊”運動，“炮兵團”被打成“反革命組織”。1969年2月3號，史平喜他們組織瞭一次遊街，“炮兵團”的幾個頭頭、部分學校老領導（即所謂“當權派”）及我都是被遊街的對象。他們把一個十幾公斤重的鐵輪子用報紙裱糊成巨大的印章讓我扛著（在文革期間我一直保管著學校的印章），找一個鋼盔做成一頂高帽子讓我戴著。遊著遊著，我心裡感到極大的委屈：幾年來，我一直在學校裡堅持工作，甚至當采購員為食堂買菜，為保護學校財產做瞭卓有成效的貢獻，從未搞過“打、砸、搶”，從未參加過武鬥，到頭來卻成瞭我的“罪狀”。真讓人氣憤。我隻好一路高喊革命口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來發泄我心中的不滿。這次遊街，一直從學校出發，遊到近日公園才返回，來回大約走瞭六公裡。回校後，學生孟黎宣佈：“今天是2月3日，你們可以記住這個日子。”我才聯想到之所以選在今天遊街，是為瞭紀念“八.二三”。我確實記住瞭這個日子，而且一記就是五十多年。

1983年我在雲南東風氮肥廠當廠長時，寫申請入黨。廠裡的黨組織從我寫的申請中知道我曾擔任過雲南三工校的革委會委員,擔心我是“三種人”，就派人到雲南工學院（由雲南一工校、雲南三工校合並而成）找原雲南三工校的各方面人員作調查。無論原“八、二三”或原“炮兵團”的教師和幹部，對我的評價均很好。我也順利通過瞭“政審”這一關。於1984年8月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