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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為期|歷史窺鏡下的氣魄:淺析曹禺話劇《雷雨》《日出》《原野》

​橫跨曾經這段中國由封建社會過渡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歷史背景,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是一脈相承的時代悲劇三部曲,都以激烈的戲劇沖突、鮮明的人物形象、豐富的臺詞語言魅力

​橫跨曾經這段中國由封建社會過渡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歷史背景,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是一脈相承的時代悲劇三部曲,都以激烈的戲劇沖突、鮮明的人物形象、豐富的臺詞語言魅力以及尖銳的文風揭露著時代和現實的真實,探討著各個階層在時代的枷鎖裡關於“人”與“命運”探討:

《雷雨》是關於反映地主階層的悲劇;

《日出》是關於反映新興資產階層的悲劇;

《原野》是關於反映農民階層的悲劇。

人物個體和社會背景的折射下,曹禺的三部作品映射瞭歷史窺鏡下的真實窘境:人民是政治的犧牲品,是宗法制的犧牲品。這樣的比喻就猶如革命一樣——革命需要看似“慘無人道”的悲劇式血洗,所以“雷雨”、“日出”、“原野”這三個詞匯又有著獨到的象征意蘊:

“雷雨”是《雷雨》暗示封建色彩的地主階級在戲劇故事中陰暗色彩的暗喻走向;

“日出”是《日出》賦予力量微弱的新興資產階級在戲劇故事中希望色彩的希翼反向;

“原野”是《原野》探討廣大農民階級在戲劇故事中關於倫理的情感共鳴。

《雷雨》:封建的主義橫蠻

《雷雨》以復雜的人物關系圖層展開敘事,敘事結構謹慎嚴密,使得敘事在戲劇沖突的基礎上成為點睛之筆。首先是封建代表為首的周樸園,以及備具封建色彩代表的魯侍萍、魯貴和繁漪繼的夫妻或戀人關系而延伸到周萍、四鳳、周沖下一代的復雜亂倫戀情關系。但這兩代人之間亦存在有隱形的混合式交集—–周萍和周樸園這對父子關系的另一層關系:隱形情敵。畸形的人物關系圖層是悲劇的必然結果,而《雷雨》中的人物矛盾和戲劇沖突也在這層關系中以加速度般爆破。

人物的塑造效果也在這樣的矛盾和沖突中更加鮮明。在這層環環相扣的人物關系中看似是關於傢庭倫理道德的悲劇,實則是曹禺對封建主義的揭露,是曹禺對那個時代和主義的憤懣:封建色彩對人和當時的其他新興產物的壓迫,這是造就悲劇的根源,悲劇無可避免。以《雷雨》的前部分為例,在周公館中,周樸園強迫繁漪喝藥,以周沖下跪為威脅,可見周樸園為代表的封建色彩的橫蠻。劇情往後一點的走向:周樸園對以魯大海為代表的工人階級無情的打壓,更是將封建主義的批判效果渲染更深層的意蘊。

《日出》:糜爛的社會窘境

《日出》則以新興資產階級為主體展開關於時代人性的探討。首先是陳白露復雜的人性:她厭惡、遭質一切,卻在內心深處又極為向往“日出”;她挑逗著潘月亭,又想誦讀《日出》的書文;她淪喪在光怪陸離的市井下,卻又暗自仰慕方達生的純粹以及對“小東西”同情並為之出手相救。

“太陽升起來瞭,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瞭。”是陳白露在劇中的最後臺詞。其寓意有兩層,一層是深化瞭陳白露遊走在日出與黑暗邊緣的內心矛盾,深化瞭陳白露這一人物形象的人性的復雜性。在另一層寓意上,暗示瞭《日出》的主題,“日出”不屬於玩世不恭、糜爛的生活人群,而屬於那些勇於在水深火熱的革命中不斷抗爭的人,預示著曹禺對革命的熱情與期望。

除此之外,曹禺還以“小東西”和方達生作為深化陳白露這一人物形象的復雜性來錦上添花。作者將環境的“腐化”和人物的自毀淪喪深表同情和無奈。與此同時,曹禺通過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直接痛恨地揭露半封建半殖民的背景後中國社會的窘境:墮落又糜爛的黑暗社會披著“文化”的時代皮囊卻又膨脹自大的畸形金錢至上主義。比如貪婪又主動擔任剝削主體的潘月亭、被新興資本主義壓迫的黃省三、見利薄情又具備著墻頭草特性的李石清以及愛慕虛榮的張喬治……這些與“人文主義”背道而馳的角色更是將曹禺的表達意圖:揭露黑暗和人性醜惡發揮地淋漓盡致。

《原野》:鋒芒的窘境掙紮

《原野》是以仇虎復仇為主線,通過不斷地構建人物矛盾和戲劇沖突帶領觀眾和讀者進行關於對人性、“三綱五常”和封建社會問題的叩問與思考。曹禺描述的是不僅是文章表層簡單的人性及人性的復雜性(仇虎善和惡的內心沖突),更是在探討當時時代背後的封建病垢的扭曲所帶來關於“人”的窘況環境。仇虎為瞭金子,構建瞭荒誕的“金子”世界,其虛無的象征流露出仇虎這一人物對物質和精神的迫切追求,而一根源,無異於封建勢力的強烈壓迫導致人物迫切追求內心的訴求,於是構建瞭“金子”世界的烏托邦。

在我認為,《原野》的戲劇沖突是極為精彩的,尤其是曹禺的對戲劇沖突設置的矛盾。

首先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矛盾關系:仇虎與焦閻王的矛盾造就瞭仇虎復仇後的個人內心矛盾,也暗示瞭故事的悲劇走向;金子與焦母的矛盾則充分體現出瞭封建社會的畸形發展,最終是要走向“毀滅”的結局。

其次是人物內心的矛盾:《原野》大篇幅都在描述仇虎的個人內心矛盾,由前部分,仇虎得知焦閻王死後的矛盾—–是否要父債子還?而後部分則是在“毀滅”焦大星和黑子後內心的矛盾的撞擊——恐懼、掙紮和幻覺,對所謂的“金子世界”的向往和構想也隨之脫口而出破滅。

最後是社會性質和社會群體的矛盾,封建主義的濃烈色彩不斷地壓榨人,於是才會有金子與焦母的矛盾,才會有仇虎與焦閻王的矛盾,才會有仇虎內心的矛盾。

也正是這三道扭曲的戲劇矛盾,從側面反映出曹禺崇尚重視“人”的價值、提倡解放人的思想以及追求人的自由,流露出曹禺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和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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