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尚書古文疏證》、《古文尚書冤詞》的學術史意義

現行本《古文尚書》乃東晉梅賾所獻，初猶與《今文尚書》竝立，自陸德明據以做《經典釋文》，孔穎達據以做《五經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同為一。唐以來無知其偽者，“宋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等人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采集未周”，至潛邱作《尚書古文疏證》，取材富，折衷當，證得《古文尚書》為東晉人偽造，此書一出，就使得當時學界一時間風雲詭譎，而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與之爭辯，更成為清初學界的一場公案。

針對這場辯論，餘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對於閻、毛二人的學術動機作瞭分析，餘先生認為兩人之爭論有著一層哲學的動機，是圍繞著《大禹謨》中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展開的，這十六字在餘先生看來既為陸王心學的重要據點，那麼作為基本哲學立場屬於程朱派的閻若璩自然也就把戰火蔓延到《古文尚書》上來瞭，而陸王派的毛奇齡面對這種重要據點被攻擊的局面，自然而然也就站出來與之辯駁瞭。並把這種論據作為其內在理路的一個依據，認為當時的文獻考證工作是為義理思想服務的，是理學派系爭論的戰火蔓延到瞭文獻研究上來，而閻若璩、毛奇齡兩人便是從“尊德性”到“道問學”轉變中的關鍵。

餘英時先生的這種說法自面世以後即在學術界產生瞭相當大的影響，筆者在研習餘先生著作時，受益匪淺，但對於餘先生將義理之爭作為閻若璩、毛奇齡爭辯的學術動機的有關論述，似覺尚有值得商榷之處，故不揣淺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虞廷十六字”地位辨析

所謂“虞廷十六字”，就是《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而宋明學者稱之為“虞廷傳心”。一般認為，“虞廷十六字”與宋明理學息息相關，在經二程發掘並加以闡發後便為各傢所重，無論是程朱派還是陸王派的學者都對此有所闡述。這十六字在閻若璩、毛奇齡的爭論中其實也扮演著重要地位。餘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就對此進行瞭分析，以為閻若璩、毛奇齡關於《古文尚書》真偽爭論的關鍵就在於“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上，而這十六字在程朱陸王兩派學術框架中的不同地位，便促使閻若璩、毛奇齡針對《古文尚書》產生瞭絕然不同的兩種看法，其文有幾個主要觀點：

（一）朱子本人即對《古文尚書》的真偽有所懷疑，又因“傳心”之說與禪宗“單傳心印”太過相似，故而對於“虞廷十六字”不甚重視，反而是陸王派的學者最喜歡講，所以“這十六字心傳是陸、王心學的一個重要據點，但對程、朱的理學而言，卻最多隻有邊緣的價值”；

（二）認為閻若璩的哲學立場是尊程、朱而黜陸、王，毛奇齡則是尊陸、王而黜程、朱，因此，閻若璩在《疏證》中有攻擊陸王的言論，並格外註意“虞廷十六字”，“有意識地借辨偽來推翻陸、王心學的經典根據”，毛奇齡對此當然也有所反擊，“所以他後來寫《古文尚書冤詞》時也特別強調十六字心傳不是後世偽造的”；

（三）毛奇齡毛奇齡與閻若璩展開爭論應是由義理之爭引起的，由於“當時的考證是直接為義理思想服務的”，因此，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理學爭論蔓延到文獻研究方面來”，“很大程度上繼承瞭理學傳統中程、朱和陸、王的對壘”。

在餘的論點中，可以看出他認為“虞廷十六字”是程、朱派與陸、王派義理之爭的關鍵，亦是閻若璩、毛奇齡爭論的學術動機。但要討論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有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需要解決，就是這十六字在宋明理學各派義理框架中的定位，它在程朱陸王兩派學術框架中的不同地位決定著閻若璩、毛奇齡爭論的思想史意義，這是餘先生論點成立的先決條件。

而依筆者之見，實際情況卻是與餘先生結論有相左之處。程頤應是最早註意到“虞廷十六字”，並做瞭初步的理論闡發，其言“‘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致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人心”比“人欲”，以“道心”比“天理”，實以將“虞廷十六字”作為理學的核心問題。朱子則在繼承二程的基礎上拔高之，稱之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萬世相傳的心法，此後，無論是程朱派還是陸王派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對此加以闡發，成為理學傢的共同話題。但盡管如此，“虞廷十六字”的地位在程朱、陸王兩派的學者心目當中是不一樣的，從現有的證據來說，“虞廷十六字”在兩派學術框架中均有一定地位，而要論具體在哪一派更為重視，則程朱派相對於陸王心學而言，它更為重視“虞廷十六字”，這與餘英時先生的結論恰恰相反。

首先，餘先生認為朱子是最早懷疑《古文尚書》乃後世偽書的學者，“虞廷十六字”既為偽書之內容，自然難以得到朱子的重視，更不會將其作為其學說的主要依據多方闡釋。與之相反，陸王學派則最喜歡討論它。事實果真如此嗎？其實不然，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關於“虞廷十六字”的評論，則其在程朱理學中的核心地位就比較明顯瞭。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便以“虞廷十六字”為核心，闡發《中庸》，其言：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四書章句集註》系程朱理學之根本，而《中庸》更被認為是孔門傳授心法，而朱子竟將本以疑為偽書內容的“虞廷十六字”定為《中庸》之序的理論出發點，闡發自己的學術主旨，實可見朱子對“虞廷十六字”的重視。除此之外，朱子還多次強調此十六字為堯舜相傳之要旨，其言：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相傳之密旨也。”

“堯舜相傳，隻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如《書》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

“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自是理學傢們公認的儒學傳承的系譜，堯舜在理學中的地位也絕對不低，而將“虞廷十六字”冠以堯舜相傳之名實際上是有著深厚的哲學內涵的，這所表現的決不像餘英時先生所認為的朱熹不看重“虞廷十六字”，恰恰與之相反，至少在朱子這裡，“虞廷十六字”是作為理學框架中的一個極為關鍵的部分存在的，若非如此，朱子又為何會格外強調此十六字呢？

再看看陸王學派的相關闡述。陸九淵在其著作中亦有討論《大禹謨》及提及“虞廷十六字”之處 ，但在陸九淵看來，《大禹謨》一文之核心在於“克艱”兩字之上，而對於“虞廷十六字”則甚少討論，在中華書局1980年版《陸九淵集》中，僅發現兩處提及這十六字的地方，一則是為對《大禹謨》解讀中對“虞廷十六字”的解釋，其中對此十六字拔高不多，平平無奇；另一則是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八字為引，提出對“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的不同看法，實際上這個引子也隻具備引出的作用，並無實際的理論價值。至於陽明，亦有提及“虞廷十六字”之處，其言：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 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

確實有瞭重視“虞廷十六字”的意思，將“心學”與堯舜相授受之“十六字”聯系加以闡發，但就筆者淺見，還不足以說明餘英時先生將“虞廷十六字”視為陸王心學重要據點的論斷，畢竟如此闡述“虞廷十六字”的話語在陽明現存著作中僅僅發現此一例，並不能以此為依據，而陽明所論“虞廷十六字”也遠不如朱子拔高，並非陽明學之根基。

餘英時先生認為朱子並不重視“虞廷十六字”的另一理由就是，朱子辟禪，而“虞廷十六字”又與禪宗“單傳心印”太過相似，故不重視。但實際上，朱子雖然一生辟禪不遺餘力，但這並不能說明朱子對於禪宗是全盤排斥，恰恰相反，朱子的學術體系中明顯有著禪宗的影子，對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思維方式評價極高，其言：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卻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

實以孟子缺少類似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工夫為遺憾。至於朱子不談“傳心”之論，更有所錯謬，錢穆先生在《朱子新學案》中就以大量史料依據證得“朱子實為不避此‘傳心’二字，並始暢闡‘傳道’即‘傳心’之義”，且“朱子中年已有此見解。此見解至後不變”。

而綜上所述，實際上已經得出瞭一個與餘英時先生觀點有些略微相反的結論，那就是程朱不僅沒有不重視“虞廷十六字”，反而重視程度極高，而陸王雖然確曾論及“虞廷十六字”，但重視程度似乎不及程朱，故而，用“邊緣價值”去形容它與程朱學的關系，用“重要的理論據點”去描述它與陸王學的關系，似乎不夠恰當。

三、閻若璩學術動機辨析

在第一部分中，已經分析瞭“虞廷十六字”在程朱陸王兩派學術框架的不同地位，似乎已經駁倒瞭餘英時先生關於閻若璩、毛奇齡辨《古文尚書》真偽學術動機的相關論斷，然而我們還需要考慮一點，就是上述所得出的結論或許符合歷史原貌，但與閻、毛二人的想法並不相符，若是這樣的話，則餘先生的結論仍然是可以成立的。故而，在分析閻若璩辨《古文尚書》的學術動機之前，必須對閻若璩關於“虞廷十六字”的看法加以考察。

閻若璩在《尚書古文疏證》中言：

“有宋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虞廷十六字’），迨真以為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蓋以其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噫！抑孰料其乃偽也乎？”

可見，閻若璩對於“虞廷十六字”與程朱理學的密切關系可謂知之甚詳，而從基本的哲學立場上來說，閻若璩應該算的上是一位理學信徒，他對於程朱理學極為崇拜，甚至認為“周元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純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餘英時也認為“他的基本哲學立場則確為尊程、朱而黜陸、王”。閻若璩作為程朱學派的信徒，他明知“虞廷十六字”是程朱理學的重要據點，卻又冒天下之大不韙，辨《古文尚書》為偽，這在客觀上無異於是對程朱學的自毀長城，而對於“虞廷十六字”僅僅隻具備邊緣價值的陸王學派，這個做法反而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陸王派學者所樂見其成的。

此外，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中也全沒有用“虞廷十六字”的真偽來攻擊陸王的地方，《疏證》中正面攻擊陸王在卷八第一百二十八條，主張將象山、陽明罷祀，把它們從孔廟中拉出來，閻氏所舉之因，全未提及“虞廷十六字”，於象山隻及“論顏子為不善學”，於陽明則攻“四句教”。可見，“虞廷十六字”在閻若璩心中的陸王學並沒有那麼重要，故而也就沒有以此來打擊陸王學派。除此之外，《疏證》八卷中所載攻擊陸王言語，明顯與《古文尚書》辨偽無關，這一問題四庫館臣早已註意到，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文尚書疏證提要》中有言：

“其書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札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為支蔓”。

認為《疏證》中收入的這些與《古文尚書》辨偽無關的言論是出於擔心其著作《潛邱札記》不傳的原因，而收入的“支蔓”之文，與《疏證》本身並無關系，故而也不能以這些攻擊陸王的“支蔓”之語作為閻氏《疏證》一書是為尊稱朱而黜陸王所作。

既然如此，就可以明白閻若璩實際上並沒有想通過證明《古文尚書》為偽以尊程朱而黜陸王，也就駁倒瞭餘英時先生認為的閻氏辨《古文尚書》有除“純考據興趣”之外有“另一層哲學動機”的論斷，閻氏對於《古文尚書》實際上更多擁有的是一種較為純粹的考據興趣，而與程朱、陸王的義理之爭無關。

這種純粹的考據興趣也為餘英時所認可，閻若璩十五歲補山陽學官弟子時就立志“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實就定下瞭閻氏崇尚實學的基調，在《潛邱札記》中，閻氏也說：

“《顏氏傢訓》曰：‘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術，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吾徒之藥石也”。

可見，閻氏治學特點本就走的是“鈍學累功”之途，是以日積月累之功，寧守拙而棄取巧，而漸至學問之途。

這種治學特點的形成，絕非是單一原因下的成果，而是諸多元素混合糾葛影響下達成的。首先是其傢學的影響，閻氏父修齡即為山陽望社的主辦人之一，明亡之後“與同裡張虞山、靳茶坡為世外交，朝夕行吟，結望社相唱和”，而修齡與當時望社諸人雖多以詩聞名，但望社的學風卻與標榜“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的復社有頗多相似，大抵都是趨向於實學考證一路。謝國楨先生亦依據“陳碧涵先生為望社名諸生，專精三禮之學，淮士治禮經者多從之遊”一語，做出“以《三禮註疏》之學為尚，因此開出閻若璩考古一派”的論斷。閻氏隨其父入望社，亦沾染瞭望社崇尚實學之風。其次即是明清之際棄虛蹈實的學風轉軌，在這一時期產生瞭一大批考證經史的學者，諸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而閻氏與這些學者同處於一代，或師或友，閻氏生活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耳濡目染便走上瞭經史考據之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閻氏對考據學的認知便與朱子迥然不同，一般來說，朱熹是宋明儒學系統中知識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對古代儒傢文獻進行瞭大量的考證、辨偽與校勘，但朱子對於這些工作缺大多視為細枝末節，其言：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

“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

文獻考證，在朱子看來不過學之末流，不過輔助罷，至於朱子本人的考證，不過為可有可無之愛好，而且也被朱子認為是自己的一“病”所在。

同時，對於朱子而言，合乎義理才是判斷文獻真偽的首要標準。他說：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質之。”

故而朱子雖在文獻考證上對《大禹謨》及整個《古文尚書》有所懷疑，但是由於《古文尚書》在其義理體系框架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他選擇無視其在文獻考證中得出的結論，依舊拔高“虞廷十六字”的學術地位，以至於閻氏評價朱子：

“於《古文》嘗竊疑之，獨至《大禹謨》及十六字，則闡發不遺餘力。子與其疑也寧信。”

這樣的選擇使得朱子的考證學難以走出理學的陰影。同樣的，閻氏的文獻考證也面臨著與朱子相似的兩難抉擇，但他並未走朱子的舊路，而是反之，打破瞭朱子維護的“虞廷十六字”神話，其言：

“荀子固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餘之疑偽古文也，正以其信真聖經也。”

堅持自己在文獻考證上的結論，遂與朱子對於文獻考證的態度大為不一，當然，閻氏的經史考據雖與程朱、陸王的義理之爭無關，但也並非說是他的考證是純然處於文獻考證的目的。實際上，文獻考證隻是閻若璩實現其學術目標的一個手段，他說：

“予於宋儒理學，即若是推崇，而於其經學，反多未合，何也？”“近代奉宋儒經學者太過，而褒貶之亦太過，餘考朱子生平傳註，所最得意者四子書，然多未盡。……所以，元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經義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蓋以紫陽猶足不當也。嗚呼，豈易言哉？”

在閻若璩看來，宋明理學有其未盡之處，而其經學研究也與宋明理學“多未合”，這樣一來，閻氏不滿足於理學的態度也就很明顯瞭，而提及楚望先生之“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實際上就是閻氏在闡明自己的治學理念，同時，他認為：

“或謂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

換句話來說，在閻氏認為，程朱理學並不一定是聖賢之旨，聖賢之旨也不應該被等同於程朱理學，他作《尚書古文疏證》也不算是得罪聖經，而是為瞭更準確的瞭解聖賢之旨。這其實與顧亭林之“經學即理學”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與乾嘉諸儒力倡的訓詁考證明而後義理明的學術旨趣也頗多契合。而錢穆於此也言閻若璩是“僅欲以漢儒之博物考古之功，與宋儒儒之理精義明者相闡證”，可見閻氏實際也早已脫離宋代理學之藩籬，而欲置經學於理學之前，開乾嘉之學風，這也就是閻氏作《尚書古文疏證》的學術動機，無關程朱、陸王之間的義理之爭，而是閻氏學術路向的必經之途。

四、毛奇齡學術動機辨析

與閻若璩相比，毛奇齡其實並未就“虞廷十六字”與陸王之學的關系做過專門論述，但觀察西河閱《疏證》後所作書信《與閻潛邱先生論尚書疏證書》，便可發現，其雖言“人心道心雖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經文，不是經文引荀子”，確實是在關註“虞廷十六字”，但這並未說明西河是將“虞廷十六字”作為陸王之學的重要陣地，因為在此之後西河又言：“又且正心誠意本於大學，存心養性見於孟子，並非金溪姚江過信偽經始倡為心學斷可知矣”，可見在西河眼中，陸王之學的重要據點是正心誠意、存心養性，與“虞廷十六字”關系不大。西河提及此十六字不過有兩層原因，一是“虞廷十六字”確實是儒學中的一個重點話題，無論程朱派還是陸王派的學者，均有論述者；其二則正是由於“虞廷十六字”的重要性，西河欲借此以說服閻氏。

而西河此信重點也全並非是在辨古文尚書真偽，何秋濤言：“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隻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偽”，在秋濤看來，西河在信中辨古文真偽實非真辨古文尚書真偽，所辨不過是潛邱與《疏證》中微及金溪、姚江，欲將二人罷祀之事。西河在信中開篇即言：“昨承示《尚書疏證》一書，此不過惑於前人之說，誤以尚書為偽書耳，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金溪並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又言：“今人於聖門忠恕毫厘不講而沾沾於德性，問學硬樹門戶，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詆陸辟王之存於胸中，以尊兄卓識而拾人牙慧原不為武”，所關註的重點也確實不在於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而是在於潛邱囿於門戶之見所作的“橫枝”，且這個“橫枝”是外在的“從祀”，而不是內在的義理，西河在此時與潛邱辨古文尚書，也實際上是為瞭這外在的“橫枝”，而於朱陸義理之爭則“風馬不及”。

而西河之動機也絕非簡單如此，而是因時而變，特以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李塨南下桐鄉問學為轉折，《與黃梨洲論偽尚書書》載：

“近保定李恕谷以問樂南來，寓桐鄉郭明府署中，因與桐之錢生曉誠辨古文尚書真偽，並來取證，仆向雖蓄疑，然全部考及，今略按之……”

而何秋濤亦言：

“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尚未細考，迨李剛主以尚書非偽之說進，而冤詞始作。”

可知，在李塨南來問學之前，西河雖對尚書真偽有所疑慮，也就一些問題置信潛邱，但“尚未細考”，直到李塨與錢曉誠辨後，以尚書非偽之學進於西河，始開毛奇齡真正意義上的《古文尚書》考辨，究其原因，則李塨問學僅僅為一誘因，而這誘因背厚就有著深層次的動機。關於此問題，前輩學人早有論及，大致有三種說法，一是意氣之爭；二是衛經之心；三是與朱熹立異，具考之，則三者雖有未安之處，但也略可明西河之動機。

關於西河之意氣，《四庫提要》早有提及，“其學淹貫群書，而好為異論以求勝，凡他人之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而錢穆亦據何秋濤所言：“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為西河也”，認為：“西河好勝，仗其才辨，不欲人之得美名以去，而求以出其上，於是乎有《古文尚書冤詞》”，這樣的說法固然是有著一定的道理，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是毛奇齡的真實寫照，從他為人行事的特點來看，與人爭辯是在是不足為奇。因此並不能完全排除西河作《冤詞》有爭強好勝的因素，但若據此，便將其作為《冤詞》的動機，則確實是有失偏頗。因為從《冤詞》的內容來看，毛奇齡在考辨大多數問題的時候，看起來都有所根據，有些論述也確有其道理；而從另一方面，此時西河已七十有餘，在學術上幾為巔峰，潛邱無論是從身份、地位還是學界聲望上，相比於西河都有所差距，難以想象會有以學界前輩之身份妒忌後進者，且欲與之爭勝。故而，僅以意氣之爭來解釋西河《冤詞》的著述動機，是不恰當的，而好勝爭強的心理固然存在，但也不應誇大。至於西河對潛邱有無妒忌心理，則更有待於進一步的論證。

西河的衛經之心，在其《冤詞》及書信中皆表露無遺。西河在《冤詞》中明言“儒者釋經原欲衛經”，在其收到潛邱《尚書古文疏證》之後，西河就認為潛邱作為，恐有損聖經，其言：“鄙意謂《尚書疏證》總屬難信，恐於堯、舜、孔子千聖相傳之學不無有損，況外此枝節更為可已，何如不懼？”而在《冤詞》成書之後，西河寄與潛邱的信中更言：

“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丘，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梧啟參差之端，抵謂聖經是非所系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為遜讓。”

又言：

“《古文》為二帝三王之書，又不止《毛詩》、《左氏》、《公》、《谷》、《周禮》、《儀禮》、《禮記》諸經之比，向亦帷衛經心切，誠恐偽之果足以亂真，故任此無何之言，而姑且耐之，一經指正，即悛除不暇。”

可見，在西河看來，“聖經”關系甚大，而作為聖門之徒，怎能無動於衷，無怪《四庫提要》言其“以衛經為辭，托名甚正”。基本上是西河辨《古文尚書》真偽的主要動機。

西河對於朱子之態度，前人提及也多，清人李紱認為:“毛氏素不喜朱子之說，其為此書，亦藉以駁朱子耳，其本意豈誠篤信《古文尚書》也哉？”周中孚在他的《鄭堂讀書記》卷九中稱:“毛氏《古文尚書冤詞》，其意不過好與朱子為難，若朱子無疑偽古文之說，則必於當時諸傢，有水乳之契矣。”清人皮錫瑞沿其意曰:“毛務與朱子立異，朱子疑偽孔古文，而毛以為偽孔可信；朱子信《儀禮》，而毛以《儀禮》為可疑”，“稱“毛奇齡好與朱子立異，乃作《古文尚書冤詞》”。西河算是清代攻擊朱子的重要學者，其著作中攻擊朱子的地方比比皆是，而其在《冤詞》提及動機：

“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偽，後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其書者，吾故論古文之冤而並及之。”

西河所擔心的三事，實際上均為朱子所定，再加上“所最切齒者，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為朱子”，可見西河作《冤詞》固有“與朱熹立異”的原因。

除瞭這三點之外，西河看瞭閻若壕《疏證》後，“始快快，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雖有所疑問，但未起而反駁，甚至還以潛邱觀點有據而“不復理”。其起而駁之，恰是在李塨、錢煌二人爭辯之後，至少是對各傢觀點及相關文獻作瞭一番研究之後，才展開自己的論辯的，西河在與梨洲交流時有言：

“仆向雖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似朱文公與吳棫、吳澄、趙孟頫、歸有光、梅鷟、羅喻義輩，其指為偽者，皆自坐失據，誤讀前人書，處處訛錯……聞足下向亦曾指之為偽，不知別有考據，一抑止此數也。……尊府多藏書，祈不憚搜討，以示一二。”

可見，西河對於諸傢之說進行駁辯，是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才起而撰著《冤詞》。除前所述，我們也實不應該忽視毛氏確有客觀研究文獻的目的。

至於李塨南下對於西河《古文尚書》學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李塨在《上河右書》中言：

“今人辯《尚書》有偽之說，先生既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即可行世。閻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略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尚書》不己，因駁《系辭》，駁《系辭》不己，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嫌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而錢穆也言：

“恕谷來杭，見西河、立方，又與桐鄉錢曉城辨，屢以《古文》非偽之意告西河。”

李塨是毛奇齡最為看重的弟子，在就《古文尚書》問題的相互探討中，他的觀點自然會對毛氏產生不小的影響，即以今所見之《冤詞》，有多處是參考李塨的觀點，以至清人何秋濤說“迨李剛主以《尚書》非偽之說進，而《冤詞》始作”，雖不免有所誇大，但由此亦可知李塨對於西河辨《古文尚書》的影響。

五、結語

寫到此處，本文討論的核心問題已然結束。因為閻若璩、毛奇齡辨《古文尚書》真偽有無哲學動機已經昭然若揭，閻若璩、毛奇齡之間的爭論不僅不是繼承理學傳統中程、朱與陸、王的對壘，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瞭理學的舊秩序。閻若璩辨《古文尚書》為偽，剝奪瞭理學系統中重要的經典依據“虞廷十六字”，對一向標榜萬世心傳的程朱學而言，不啻於根本性的打擊；而毛奇齡雖一心維護聖經，但實際上也漸趨世風，多少已擺脫理學的桎梏，而講求實證，對於理學內部來說，也算得上是一種破滅。弄清楚這些，則餘英時先生所持的：“當時的考證是直接為義理思想服務的，也可以說是理學爭論的戰火曼延到文獻方面來瞭”說法，與潛邱、西河爭論之真相確實有些偏頗。

當然，潛邱、西河二人之爭與程朱、陸王義理之爭無關，那麼他們的考辨是純粹的文獻考證目的嗎？當然也不是，他們的動機很復雜，也很模糊。要之，探討撰著動機本身，究屬於主觀范圍的東西，終不能完全坐實。我們今天之所以再一次探究這一問題，是為瞭透過這類表面的征象，來探討它所隱含的學術史上的意義。觀潛邱、西河二人，其實均受到明清之際學術轉型的影響，然二人在性格、學派、人生際遇與學術根底上的諸多不同，使得二人在辨《古文尚書》的道路上走上瞭截然兩端。潛邱欲走訓詁明而義理明之路，而辨《古文尚書》，其得為偽；西河則為捍衛聖經，其得為真。雖方向不同，但二者皆不可廢，為明清之際學術“由虛蹈實”風氣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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