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齊克特戰役前的安納托利亞概況
地形地貌與歷史沿革
安納托利亞地區，又稱小亞細亞半島，東西長約1000千米，南北寬約600千米，面積52.5萬平方千米。
一般而言，以半島東南方向的托羅斯山系為界限，半島內部地形較為崎嶇，多高原山地。北部是克羅盧山和東卡德尼茲山（兩山合稱龐廷山脈），海拔2000～2500米，該山脈北側為黑海南岸的一線平緩地帶，歷史名城特拉佈宗坐落於此。
東南側為托羅斯山脈，海拔2000～3000米，在敘利亞-安條克以北，毗鄰東地中海的沿海地帶懷抱奇裡乞亞平原。半島主體為安納托利亞高原，海拔800～1200米，起伏不平，由平坦臺地和斷陷盆地交錯組成。多湖泊、泥沼，荒漠草原廣佈。
安納托利亞高原南北兩側山地向東匯合為亞美尼亞高原，高原大部為3000～4000米，地勢高聳多山。安納托利亞高原西部是較為低矮的山地，走向與海岸線垂直，隨地勢逐漸走低，在沿海地區形成一些破碎的小平原。
總體而言，以托羅斯山系和亞美尼亞高原為分界線，整個半島地形呈現出東高西低，中部高四周低的態勢。半島沿海地帶為地中海式氣候，內陸為亞熱帶夏幹氣候。
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早期文明記載始於公元前19世紀的赫梯城邦。此後，又經歷瞭弗裡吉亞王國、呂底亞王國、波斯帝國、本都王國等諸多政權。公元前65年龐培最終降伏本都王國之後，安納托利亞地區自此納入羅馬版圖，直到1071年曼齊克特戰役之前，1100多年的歷史均為羅馬時代。
盡管在圖拉真時代羅馬帝國短暫進入過兩河流域下遊，但總體上而言，亞美尼亞高原-托羅斯山脈是傳統的羅馬邊界線。無論何時，安納托利亞前線均有大量兵力駐守。查士丁尼時代，15萬帝國軍隊中的10.5萬人駐紮於東部防線。
這條古老的邊界線先後與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對峙數百年，在羅馬-波斯戰爭時期，防線並不緊貼托羅斯山系，而是前推到亞美尼亞高原-兩河上遊地區到敘利亞沙漠邊界處。而等到阿拉伯人崛起之後，在數年之內席卷瞭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深入並占領奇裡乞亞平原，帝國的邊界防禦線被迫萎縮至托羅斯山脈。
領土的損失，尤其是埃及和敘利亞的丟失，使得帝國財政收入和谷物生產量銳減，敗退的野戰軍大量湧入安納托利亞地區，無論從軍餉還是糧食的角度，帝國的財政現狀都遠遠不能滿足如此規模的部隊。
現如今，千瘡百孔的羅馬帝國之中，安納托利亞“被迫”成為瞭地域最廣，人口最多，經濟地位最重要的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不得不進行瞭軍區制改革。政府將分散於帝國各邊界要塞之地和多瑙河岸的駐軍劃分為數個軍團戍守區,由軍團將軍操縱當地最高的軍事、行政、司法和稅收權力,選任文職官員管理非軍事事務。通過給軍隊授田的方式，以地代餉，縮減財政開支。授田並非意味著所有權轉移，士兵得到的是土地的使用權，而國傢要求領到份地的人都有“他們本身和他們的男性後裔承擔永久軍事服役”的責任，隻要士兵和他們的後代履行軍事義務，那麼份地就可以一直使用。
威脅不止來自東部，西部的斯拉夫人已經深入伯羅奔尼撒半島；保加利亞人在北方如泰山壓頂，直接威脅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倫巴第人在意大利肆虐。軍情緊急，帝國不得不放權給當地軍事將領，已便迅速處理各地隨時突發的軍情。
盡管軍隊授田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4世紀的邊防部隊，但到瞭8世紀，帝國已經基本在全國推廣完成瞭軍區制改革。而在軍區制改革中，進行得最早、發展最完善和繁榮的，就是安納托利亞地區。埃及的丟失使得安納托利亞地區成為主要的糧食出產地，大量的空地被開墾用作谷物種植，到11世紀，安納托利亞的谷物已經可以實現出口貿易。
東地中海900-1050年貿易圖，安納托利亞有大量地區主要貿易品為谷物
無論是谷物生產還是軍事防禦，首要前提是大量人口。拜占庭史學傢瓦倫·特利德哥爾德(Warren Treadgold)指出，在安納托利亞地區鮮有7世紀中期以後帝國發行的錢幣出土，可見此時人口經濟之凋敝。為此，羅馬當局采取瞭大規模移民的手段來補充安納托利亞地區因戰亂導致的人口損失，通過將巴爾幹地區的原住民移民到安納托利亞，安納托利亞原住民移民到巴爾幹的方式，使異族異教人口脫離他們熟悉的生活環境，削弱他們反抗政府的能力。其中，移民到安納托利亞的人口主要為斯拉夫人。在查士丁尼二世685— 695年,705— 711年在位)時期，
移民活動達到高潮，一次將8萬人遷徙到奧普希金軍區(Opsikion)。這些斯拉夫人被安置下來之後，逐步被希臘化和東正化，成為抗擊阿拉伯人的主力之一。
人口遷徙圖
總之，軍區制改革極大強化瞭小農經濟的繁榮，這些小農既是帝國的兵員保障，又是帝國主要的納稅人口，在抵禦阿拉伯人方面發揮瞭重要作用。圍繞駐紮在此的軍隊，國傢對安納托利亞的軍事撥款達到每年40磅黃金和色雷斯地區和亞美尼亞地區達到瞭相同的數額，軍需品的需求和國傢的特意征調聚集瞭大量的手工業者，進一步促進瞭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繁榮發展。以著名港口城市以弗所（Ephesus）為例，該城在君士坦丁六世時期（780-797 年）每年向君士坦丁堡繳納100磅黃金的賦稅，該城附近的教會可以在其內購買到“教會所需的任何用品”。
隱患與災難
軍區制改革減少瞭帝國財政支出的同時，維持瞭軍隊數量的穩定，對維系帝國的存續居功至偉。然而，隱患同樣不少。
首先，從政治和經濟上，軍區將軍大權獨攬意味著原來地方文官體系的削弱，原本軍政分離體制下的文武官制衡，變成瞭武官獨大，雖然稅務仍由文官直接向君士坦丁堡負責，但武官的權力日益膨脹，文官逐漸變成瞭寄居在軍區將軍手下的稅吏。軍事貴族的勢力逐漸膨脹，從9世紀開始，貴族的後代開始直接獲得父輩的職位與頭銜，形成壟斷當地政治的大傢族。在安納托利亞，大土地持有者的數量自10世紀起急劇增長，其中原因包括自由農階層因為物理負擔重稅而不得不以自由為代價換取大地產者的庇護。
經濟和政治上日益獨立而缺乏管控，使得軍區將軍們的野心也隨之增長，篡位謀反之舉屢見不鮮。
例如，一代雄主巴西爾二世幼年時期，出身安納托利亞的尼基弗魯斯·福卡斯和約翰一世（John I Tzimiskes）先後成為他的“共治皇帝”。
而巴西爾二世18歲親政之後，已推出過多位皇帝的小亞細亞軍事貴族不甘寂寞，又推出瞭他們的新領袖巴達斯·斯科萊魯。斯科萊魯在齊卡米死後立即宣佈自己為共治皇帝。盡管巴西爾二世最終戡平叛亂，但安納托利亞軍事貴族的力量由此可見一斑。皇帝保護小土地所有者，反對大地主，不僅是為瞭社會公平，更是在保衛自己的權力。
為瞭避免單個軍區實力過強，包括巴西爾二世在內的歷代皇帝們一直在嘗試使用各種手段削弱軍區將軍的獨立性：如給軍官發放金幣俸祿而非賞賜土地，以便於中央控制；如在君士坦丁堡建造豪華別墅，讓他們常年流連於首都的奢華宴會或基督教活動分散他們的精力，占用他們的時間；以及直接拆分軍區，增加軍區數量縮減面積。以限制軍區謀反的可能性。安納托利亞的軍區就從初創時期的五個大軍區被削弱成20多個小軍區。
軍區概覽
除瞭政治上削減軍區統治區域，經濟上保護小土地所有者這方面，馬其頓王朝皇帝們也不遺餘力。922年羅曼努斯一世頒佈《新律》禁止“權貴者”購買小土地所有者地產，不過收效甚微，於是934年再次頒佈第二版《新律》，規定在饑荒年間被權勢者以非法低價強行買走的土地，原持有者可以可以以當時賣出時的低價重新購買回來。
但這些行政命令顯然被權勢者們陽奉陰違瞭。到尼基弗魯斯二世時期，因為其本人就出身自權貴者，更是直接廢除瞭上述抑制兼並的《新律》。
巴西爾二世是權勢者最冷酷無情的敵人。他於996年重新頒佈瞭更嚴厲的《新律》，並多次使用皇帝的權威直接剝奪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在聽說安納托利亞農民出身的菲羅卡爾（Philocales）變成瞭巨富且享有很高聲望，還獲得瞭極高的行政職務，並將他居住的村莊變成自己的財產。巴西爾二世就命令把菲羅卡爾的豪華建築夷為平地，將土地歸還給窮人，菲羅卡爾又成為一個普通的農民。
可見，馬其頓王朝時期針對土地兼並問題的反復鬥爭有如下特點：
試圖使用行政手段強行遏制經濟發展趨勢，在農業社會封建專制時代，由於小農脆弱的風險抗性，土地所有權天生傾向於集中化的情況下，行政手段隻能推遲兼並而不能扭轉兼並；
土地兼並鬥爭結合瞭以君士坦丁堡官僚和地方軍事貴族為兩個陣營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文官與武官的權力鬥爭，使得問題愈加復雜化；
專制皇權的特性意味著皇帝本人的意志、傾向和愛好會主導一個時期帝國法律到底偏向哪一方。
政治與經濟的隱患之外，還有人口和文化方面的問題。安納托利亞地區的人口問題不在於人口太少，而在於人口太多。從780年到1025年，帝國總人口從700萬增加到1200萬。人口增長意味著稅收和兵員增加，但人口文化和宗教的不統一則往往成為君士坦丁堡擔憂的難題。
“……古代的小亞地區，自羅馬帝國時代起，就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古代王國在當地留下的文化痕跡很多，盡管羅馬在該地的統治已經持續瞭1100年，但從文化上，安納托利亞的人口希臘化程度是輕微的；在西部沿海平原地帶，希臘化程度很高，然而一旦遠離這些區域，深入半島的高原山地之間，希臘化程度就並不樂觀瞭。作為官方語言的希臘語在農村地區也很難推廣，在希臘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例如城市居民，大部分人也同時掌握著希臘語和本地語言。
安納托利亞的人口增長，除瞭自然增長之外，還有大量因收復土地和強制遷徙造成的增長。這些人口中的希臘化程度更加堪憂。強制移民過來的南斯拉夫人稍好一些，因為他們大部分相繼皈依瞭東正教；而突厥人就不那麼好對付瞭。
在曼齊克特戰役之後的大舉入侵之前，就有分散的突厥人相繼移民到安納托利亞地區，不過具體人數仍有爭議，西方史料認為在30萬人，而一些本地史料則記載有100萬人。這些外族移民在帝國尚且能夠完整統治安納托利亞的時候，隻能稱之為隱患，不足以算是威脅，部分突厥人還作為雇傭兵在羅馬軍隊中服役；然而，一旦突厥人打破瞭安納托利亞的帝國統治之後，這些突厥人倒向自己的同族人也是情理之中。
多民族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宗教的多樣性。盡管基督教在安納托利亞的歷史同樣久遠，但和語言一樣，鄉村地區的原始信仰盛行，這些原始信仰有時還和基督教傳播結合起來，變成各種令君士坦丁堡頭疼的異端教派。安納托利亞很多當地人，將異端信仰作為一種對抗中央統治、官僚系統壓迫的精神寄托。
此外，教義上的爭論也反映瞭文化的沖突。例如馬其頓王朝時期的保羅派。甚至試圖在邊境地區建立割據政權，嚴重威脅羅馬中央的統治。而該異端二元論的教義也是很明顯是受到瞭波斯祆教文化的影響。因此，上述這些異端傾向和分離傾向嚴重的人群，在突厥人摧毀瞭當地的帝國統治機構之後，發生瞭大批迅速改宗的現象。
相比於天主教屢次企圖凌駕與所有世俗權威之上的野心，東正教一直遵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原則，教俗之間傾向於一種“聯盟”關系，國傢承認教會法是自己的內在指南，教會也認為自己有義務服從國傢。這樣的教俗關系，從好的方面意味著教會不會喧賓奪主爭奪世俗權力，但教會相對依從於政府的關系，使得教會在政府統治崩潰之後，也很難獨自發揮作用。
安納托利亞地區民族宗教的復雜性、拒絕改宗的頑強甚至直到奧斯曼帝國時期也能窺見一二：1914年的奧斯曼帝國，在可控領土隻剩大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時期，境內都有希臘基督教徒近 180 萬人，約占總人口( 1850 多萬) 的9.7% ; 亞美尼亞基督教徒 129 萬人,占當時帝國總人口的6.9 % 。可以說，自古以來，這片土地在為統治它的政權提供強大人力財力支持的同時，也是個麻煩不斷，本土文化頑固的區域。
綜上，安納托利亞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復雜性使得這一地區在作為帝國核心地區的同時，其隱患也不容小覷，可謂是雙刃劍，而這把雙刃劍到底更多刺向敵人還是刺傷自己，在筆者看來，關鍵問題就在於誰能保持這一地區的穩定統治。
曼齊克特戰役與科穆寧的挽救嘗試
（一）曼齊克特戰役的後果
強人皇帝巴西爾二世在位期間致力於緩解小土地所有者的困境，加強官僚系統的力量鉗制地方軍事貴族，相當程度地緩和瞭安納托利亞地區激烈的土地兼並和權力鬥爭，使得天平逐漸向中央集權傾斜。然而，巴西爾二世“並不是根據成文的法律進行統治，而是根據他自己意志的不成文的法律進行統治。”
這導致巴西爾二世的鐵腕統治缺乏成文法支持。他去世之後，其繼承人弟弟君士坦丁八世和兩個女兒佐伊、迪奧多拉多是昏庸無能之徒，沒有巴西爾的實力，也缺乏法條可供依仗。
佐伊女皇的丈夫羅曼努斯三世時期，巴西爾二世扶植小農的政策被廢止；君士坦丁九世時期，大肆迫害亞美尼亞使徒會使亞美尼亞人與羅馬人離心離德；強制遣散伊比利亞軍區 （Theme of Iberia）軍隊並強征稅款等措施，而該軍區剛剛在卡塔卡隆·塞考麥努斯（Katakalon Kekaumenos）的率領下成功抵擋瞭突厥人一波大規模的入侵，可見內部鬥爭嚴重削弱瞭帝國東部的邊防力量。
中央的無力使得地主-農民、文官-將軍、中央-地方這三對矛盾的鬥爭烈度再度升高，軍事貴族地主發動瞭直接對抗中央的叛亂，地方軍隊派系代表伊薩克·科穆寧篡位，隨後由被迫讓位給文官派系的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由於軍事貴族對皇權的嚴重威脅，文官派系的皇帝們沒有巴西爾二世的能力，隻能以縮減軍費，裁撤軍隊的方式限制軍事貴族，在需要軍隊的時候，寧可使用雇傭兵。
帝國內部的鬥爭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傢安全。1067年，軍事貴族出身的羅曼努斯四世經由婚姻繼承皇位。從個人意義上，他需要穩定自己的統治；從階級利益上考慮，他需要顧及軍事貴族集團的利益。而能最快實現這兩者的，就是一場輝煌的軍事勝利。
然而，羅曼努斯四世期望的軍事勝利沒有到來。1071年夏發生在凡湖附近的曼齊克特戰役成為瞭一場徹底的災難，被視為羅馬帝國歷史上的轉折點。這場決定性戰役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指揮失誤、情報不足、皇帝本人的傲慢、軍隊質量和戰鬥力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持續下滑，以及後軍指揮安德羅尼卡·杜卡斯的故意叛逃等。相比於戰役失敗的過程，本文更關心的戰敗導致的後果。
按照John Skylitzes在《拜占庭歷史提要811-1057》的觀點，羅馬方面的軍隊損失數量有限。嚴重損失的隻有皇帝的禁衛軍和亞美尼亞騎兵部隊，大量部隊，如戰役之前已經分兵撤退到梅裡特奈的部隊以及安德羅尼卡的後衛部隊和一些雇傭兵全部完好無損地撤回瞭君士坦丁堡，至少有2萬人的部隊留存。因此，以往的保衛安納托利亞的軍隊被“徹底摧毀”的觀點顯然落伍瞭。新的問題在於如何解釋1071年曼齊克特戰役之後到1081年阿萊克修斯一世篡位的十年時間裡，羅馬帝國為何幾乎完全丟失安納托利亞？
目前來看，首要要考慮的問題仍然是內亂。由於羅曼努斯四世的慘敗以及本人被俘，文官利益集團的杜卡斯傢族再次奪取皇位，這使得安納托利亞地區的軍事貴族再一次掀起叛亂的狂潮，所剩的部隊非但沒有投入前線防禦突厥人的侵擾，反而在內戰中損耗。由於自軍區制建立以來就從未中斷的削弱權威，部分軍區因太小而無力爭奪皇位，他們則要麼選擇割據一方，要麼幹脆臣服於突厥人。地方叛亂迭起，中央毫無作為，突厥蠶食鯨吞。內外交加的作用之下，等到1081年軍事貴族代表阿萊克修斯一世篡位，試圖穩定帝國時，整個安納托利亞已經完全被突厥人占據，突厥人甚至定都安納托利亞西北部名城尼西亞。
1078年，尚且是西部總司令的阿萊克修斯奉命討伐亞德裡安堡的第拉修姆（Dyrrachium）總督尼基弗魯斯·佈林尼烏斯叛亂時，叛軍方集結瞭來自色雷斯、色薩利、馬其頓的軍區士兵計約6400人，以及包括法蘭克、突厥、佩切涅格等各色人等雇傭兵約5000人；阿萊克修斯方面13000人中包括禁衛軍、軍區士兵和2000人的突厥傭兵。這些軍區士兵中甚至有一部分是從東部抽調而來的。由此可見，羅馬此時整體的軍事虛弱，大量依賴雇傭兵，而且將寶貴的兵力頻繁消耗在內戰上，綜合導致瞭安納托利亞局勢的急劇惡化。海軍方面，長期的忽視和安納托利亞沿海港口的丟失，羅馬人甚至已經無力保衛自己的海岸線，任由諾曼人的艦隊橫沖直闖——此前半個世紀蠶食瞭羅馬在南意大利的勢力之後，他們甚至企圖利用自己的海軍優勢奪取帝國的皇冠。除瞭諾曼人和突厥人，北部的佩切涅格部跨國多瑙河威脅色雷斯，西北部的塞爾維亞大公蠢蠢欲動妄圖獨立，羅馬帝國在11世紀末年已經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
倘若羅馬的海軍沒有隨著安納托利亞沿岸的海軍基地一同破敗，諾曼人的威脅就不會如此強大；而羅馬在北部多瑙河流域對抗蠻族遷徙的歷史，自公元4世紀時期就開始瞭，佩切涅格人也不過是其中之一。導致這些不算致命的問題成為重大威脅的核心原因，就是安納托利亞的丟失，這是領土與國防安全的丟失、兵員的丟失、糧食生產的丟失、稅收的丟失，是絕對的重大損失，帝國存亡，在於安納托利亞掌握在誰手中。
（二）阿萊克修斯與約翰的努力
面對突厥人芒刺在背的情況，科穆寧王朝前兩位君主都做出瞭卓絕的努力，力圖收復安納托利亞。面對11世紀以來各地軍事貴族們頻繁叛亂，“兵強馬壯者為巴塞琉斯”的現狀，阿萊克修斯取消瞭舊的貴族體系，以貴族(sebastos)為詞根建立瞭新的頭銜體系，按照尊卑地位依次有“首席大貴族”(sebastocrator)、“上等大貴族”(panhypersebas-tos, pan: all; hyper: above)、“首席貴族”(protosebastos, proto: first)等。其授予原則全看與皇帝本人的親疏關系。
科穆寧制度
安娜·科穆寧稱贊她的父親在賜予頭銜和分派職責方面進行的革新展示瞭高超的統治技能。僅從阿萊克修斯時代來觀察，這一結論是沒有問題的，新的貴族制度穩定瞭皇位繼承，有效杜絕瞭叛亂的發生。從 1025 到 1081 年，羅馬帝國共有 14位統治者在位，發生瞭 90 次叛亂和陰謀，其中從 1071年到 1081年這 10 年間不少於 19 次，而阿萊克修斯改革之後，盡管在他統治的前20年仍然有19次叛亂，但無一成功，充分證明瞭改革的成效。
阿萊克修斯將關鍵位置的總督替換成科穆寧傢族的人，如阿爾巴尼亞地區的第拉修姆(Dyrrachium)總督由他的舅子和侄子先後擔任，作為對抗諾曼人入侵的最前線。這類安排在短期內（阿萊克修斯在世時期）沒有大問題，但該制度運行100年後的1185年，面對諾曼入侵，扼守帝國的明珠——塞薩洛尼基的大衛·科穆寧抵抗不力，幾乎放任諾曼人攻破羅馬帝國第二大都市的行為，科穆寧制度下選官德不配位恐怕是因素之一。
可見，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阿萊克修斯制度實際上是以血緣親疏代替瞭能力作為帝國官員的考核標準，或者說，至少為能力加上瞭血緣的門檻和前提，使得關鍵職位的人才遴選的范圍從全國縮小到科穆寧傢族內部，假以時日，官僚質量是必定不如從前的。但考慮到阿萊克修斯時期帝國的全面狀況，盡管這些改革存在隱患，我們依然無法苛責阿萊克修斯，隻能寄希望於後人的智慧能夠及時彌補潛在的缺陷。
阿萊克修斯的經濟政策也留下瞭不少的隱患。例如其對威尼斯的無底線免稅政策被譏為“經濟癲狂”，也有觀點認為這是不得已之舉。至於軍區制的崩潰和普羅尼亞制的建立，到底是真的衰敗到徹底無法重建，還是阿萊克修斯不打算重建，則是一個問題。畢竟，科穆寧王朝作為軍事貴族和大地主的代表，顯然不打算背叛階級，相比牢牢控制大地主的馬其頓王朝，阿萊克修斯幾乎是以賄賂的方式給予大地主們更多的好處，以防止他們倒向突厥人。普羅尼亞土地在阿萊克修斯時期尚且能以親手抓財權的方式起到一定監管地方的作用，而一旦君主本人昏庸，這種制度下地方勢力加速膨脹也是必然現象瞭。
總體而言，阿萊克修斯的西方政策是偏防禦的，他的戰略目的在於保證巴爾幹不被諾曼人攻陷，其主要精力仍然在收復安納托利亞問題上。想要緩解財政的窘迫，最好的解決辦法當然是收復領土。1081年，阿萊克修斯與羅姆蘇丹蘇萊曼一世達成過一項合約，雙方劃德拉孔（Drakon）河為界，蘇丹為皇帝提供雇傭兵援助，而皇帝則饋贈瞭大批禮物。這並不意味著阿萊克修斯打算永結友誼，隻是為瞭防禦迫在眉睫的諾曼入侵。隨著1092年蘇萊曼本人的去世，帝國西部局勢的穩定，東征的計劃開始被提上日程。
有諸多史料分析十字軍與羅馬帝國之間的關系，認為十字軍過境的過程中加深瞭羅馬和西歐之間的敵意，但無論如何，僅就第一次十字軍而言，對羅馬帝國當時的局面還是利大於弊的。沖突時有發生，但主要歸咎於西歐人糟糕的軍紀。在君士坦丁堡，開設瞭專門的市場為十字軍提供價格公道的補給，這些商人多奉敕令提供物資，所得收入為羅馬捉襟見肘的財政提供瞭相當的助益。十字軍和羅馬軍隊一起走完瞭前半段的路程，在深入安納托利亞之後，又得到亞美尼亞人補給和羅馬人向導的幫助。對於羅馬帝國而言 ，收復尼西亞是打響安納托利亞光復戰役的第一步，（在尼西亞戰役中，阿萊克修斯使用旱地行舟的方式將戰艦拉入尼西亞城旁邊的湖中，成功攻破尼西亞的防禦）盡管沒有使突厥人遭受重大打擊，但的確壓縮瞭突厥人在安納托利亞的活動區域。
阿萊克修斯去世之後，帝國交予他的兒子“美男子”約翰·科穆寧手中。這位皇帝作風簡樸，仁慈平和，但卻開展瞭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軍事行動，他決心“從其鄰國手中奪回失去的希臘各省，並夢想恢復拜占庭帝國昔日的輝煌。”約翰繼續貫徹瞭他父親的外交政策：對西方邊境采取防守政策，並抓住一切機會猛攻安納托利亞的突厥人。他繼位的次年就對安納托利亞發動瞭進攻。在他的大元帥約翰·阿克索赫（Jhon Axuch ），一位幼年時期在尼西亞被俘後歸化的突厥人的指揮下，收復瞭老底嘉，並修建新墻防止遊牧民們卷土重來。然而，宮廷內部的變故（安娜·科穆寧的謀反行動）
和西部戰線的危局迫使約翰暫時回到西部來。在1119-1130的十年間，約翰處理瞭西部邊境的問題，包括徹底消滅北部的佩切涅格部，將剩餘人口歸化安置，如同羅馬之前歷史上一樣；戡平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挑釁，確保西部陸地邊境穩定；當然，也有比較失敗的行動，例如試圖取消威尼斯的貿易特權但敗於海軍不足，隻能被迫重新允諾貿易特權。
到瞭1130年，約翰在處理完西部問題之後重新回到安納托利亞，直到他1143年在遠征路上去世，他幾乎連年不休地在安納托利亞攻城略地。甘格拉城的突厥管理者去世不久，約翰抓住機會猛攻該城，最後突厥管理者的遺孀遣使求和，約翰同意城內願意離開的人可以自行離去，然而，很少有人主動離開，大多數人選擇瞭加入約翰的軍隊。就像安納托利亞一貫的風格一樣，這一地區的文化宗教混雜性很高，以至於當地人並不介意統治者是羅馬人或突厥人，誰掌握這一地區的穩定政權，他們就大致上聽從誰。
1143年，約翰在遠征歸而復叛的十字軍安條克公國路上，於奇裡乞亞過冬打獵時，被毒箭意外射中胳膊，傷重不治。由於皇長子和次子短期內相繼染病去世，三子在護送長兄們遺體回去君堡的路上，於是，四子，也是幼子，曼努埃爾·科穆寧——原本最不可能繼承皇位的人，陰差陽錯繼承瞭帝國的皇位，其父約翰在親手為其加冕三日後去世。現在，在曼努埃爾手中的，是科穆寧王朝以來既強大，又虛弱的羅馬帝國。
四 曼努埃爾一世時代
（一）曼努埃爾面臨的局勢
在科穆寧前兩代人的經營之下，羅馬帝國出現瞭短暫的復興。帝國的西部省份繁榮發展，偏遠地帶出現瞭新的建築物和教堂。商業尤其繁榮，君士坦丁堡作為帝國的首都和當時全歐洲最大的城市，人口達到五十萬以上，占地3500英畝，而同期的巴黎隻有20英畝，米蘭隻有283英畝。意大利商人大量定居於君堡，保守估計有至少4000-5000人，其中威尼斯人最多，有3000人。意大利商人和他們建立在愛琴海的商站連接瞭西歐、君士坦丁堡、十字軍國傢和法蒂瑪埃及，也刺激瞭愛琴海島嶼區域、希臘、馬其頓當地的經濟發展，使這些地區除瞭農業之外有瞭新的生財之路。塞薩洛尼基舉辦的夏季集會吸引瞭整個巴爾幹地區的貿易者。至少在帝國的中心地帶，科穆寧的皇帝們確保瞭“拜占庭和平”。 然而，隱患一點都不比成就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商業繁榮並非羅馬帝國獨享的收益，甚至在自己領土上發生的貿易，羅馬人分到的蛋糕都遠非最大的那一塊，問題就在於關稅。在阿萊克修斯之前，無論事實如何，理論上威尼斯作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依照慣例在法律上對臣民是一視同仁的，但以關稅減免為代價換取威尼斯艦隊支援之後，這一慣例被打破瞭。盡管其他商業城邦如比薩、熱那亞等也相繼在君士坦丁堡取得瞭居民區，但他們的關稅也在不斷優惠，比薩自1111年起，熱那亞自1160年起，關稅從10%下調到4%，而威尼斯更是從1082年開始關稅全免。這意味著羅馬帝國能夠得到的利益僅僅是這些商人居住時產生的個人消費，而無論他們流轉的商品有多麼驚人，羅馬人都得不到一分錢的關稅。更何況，免稅政策下的意大利商人迅速擊垮瞭羅馬本土的商人群體，繁榮的景象下潛藏的是長期的虧空。拉丁人的跋扈和商業競爭同樣引發瞭羅馬民間對拉丁人的反感，反拉丁情緒開始醞釀。
7-12世紀安納托利亞人口密度圖
從區域上看，繁榮很大程度上隻存在於巴爾幹地區和安納托利亞沿岸，由於巴爾幹內部多山，險峻情況甚至超過安納托利亞高原地區。因此，實際上的繁榮更接近於緊貼海岸線的區域，而即使是這些區域，也面臨著威脅。巴爾幹地區尚且有緩沖區，至於安納托利亞沿岸，帝國控制區域的人口密度雖大，商業固然繁榮，卻隨時有受到突厥人襲擾的風險。同理，安納托利亞中部地區被敵人占據導致帝國可耕地面積萎縮，軍區制因無田可授而滑向衰落。科穆寧時代的商業繁榮的另一面，是科穆寧隻剩商業可以依賴瞭。
科穆寧防線
軍事方面，前文討論地形時提到，安納托利亞的地形總體上東高西低，內地高邊緣低，內陸高沿海低。這樣的地形意味著，從軍事角度考慮，必須要扼守依托托羅斯山系的防線，保護中部高原的安全，否則，一旦中部高原被占據，沿海地區將時刻處在以低打高，被高原區域的勢力隨時沖擊的局面，整個半島將會從安全的腹地變成危機四伏的前線。一旦出現軍事失利，這些艱難積攢的繁榮很容易毀於突厥人的騎兵和諾曼人的艦隊。
自11世紀開始，軍區軍隊從服役轉為向國傢支付現金，導致瞭軍隊在攻防兩端均出現急劇下滑。對雇傭兵的依賴導致科穆寧時代的羅馬軍隊變成各民族大雜燴，語言文化的不統一造成訓練難以展開。總體而言，國傢歲入減少、對外國傭兵的依賴以及戰損補充較慢，對羅馬軍隊的戰鬥力造成瞭嚴重影響。不過軍事上也並非隻有壞消息。重力投石機於1097年尼西亞圍攻戰中首次亮相，相比於它的前輩扭力投石機，使用配重塊代替瞭拉繩的士兵，現代復原顯示，2000公斤配重的投石機將15公斤的石塊投出瞭168米。這種狂轟濫炸使得戰場上的攻守優勢轉移到瞭攻方手中。
在之後的世紀裡羅馬軍隊熟練使用這種強大的新式破城武器，約翰·科穆寧尤其是佼佼者。他征戰時總是伴隨著一支裝備重力投石機的大規模圍城部隊，作為在整個東部戰場攻城拔寨的核心武器。羅馬帝國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道路系統則承擔起這些大型器械的運輸工作。科穆寧時代，由於安納托利亞被突厥人占據，導致道路系統年久失修，但在前兩代科穆寧的努力下，仍然可以借由殘存的道路系統征稅和運送這些攻城機器。
政治環境上，阿萊克修斯制度已經運行半個世紀有餘，其中弊端逐步顯現。阿萊克修斯改革初期，頻繁叛亂的情況的確得到控制，然而，我們不得不深究叛亂得到控制到底是制度本身成功還是阿萊克修斯本人的特殊情況居多。早在阿萊克修斯本人發動兵變時，他的長兄伊薩克就極為大度地主動將皇位讓給瞭阿萊克修斯；作為回報，他封自己的哥哥為“首席大貴族”。阿萊克修斯的母親安娜·達拉西妮(Anna Dalassena)在他當政前期為其主管財務和內政，總體而言，初代科穆寧傢族可謂兄友弟恭。至於其他獲封的科穆寧旁系，他們沒有選擇反叛的原因，一來是雞犬升天的喜悅與感激；二來因為新近的提拔，他們自身的根基也不穩。
可惜這樣的和睦景象隻能維系到阿萊克修斯本人在世時期。他去世之後，長公主安娜就迫不及待發動針對她弟弟約翰的政變，1130-1132年，約翰的弟弟，阿萊克修斯的三子伊薩克竭盡所能勾結外部勢力以便推翻他的親兄。雖然這兩次政變都被約翰成功阻止，但不難看出，面對皇權的巨大誘惑，像阿萊克修斯兄長那樣的寬容才是個例，同室操戈才是常態。曼努埃爾本人在繼承伊始，也不得不迅速派出阿克索赫前往首都先拘捕兄長伊薩克，以防止他有不恰當的野心。
科穆寧宗族統治進一步加深。到12世紀中期,國傢大約90%的高級軍事職務被科穆寧宗族成員壟斷。皇帝與科穆寧宗族族長被客觀上聯系在瞭一起，宗族就是帝國，帝國就是宗族。有觀點認為，科穆寧王朝類似法國的卡佩王朝，由一個地方軍事貴族掌握大權的封建國傢。這種看法有失偏頗。羅馬帝國的集權程度並沒有明顯的弱化，甚至在阿萊克修斯時期有所加強，但官僚的授予方式從才能變成宗族內部的血緣親疏，無疑是地方軍事貴族對文官體系的徹底毀滅。這實際意味著皇帝對地方的約束力並非建立在法律制度上，而是建立在宗族領袖的身份上。
科穆寧體制下，反腐同樣成為難題。盡管在君士坦丁九世時期，傳統文官體系就已經腐敗不堪，賣官鬻爵現象屢見不鮮，榮譽頭銜泛濫，但官員與皇帝非親非故，至少在反腐時尚可按章緝捕；而科穆寧制度下，腐敗官員與皇帝有親戚關系導致人情影響執法，而且為瞭反腐逮捕任何科穆寧傢族成員，都會令科穆寧宗族的威望因此受到影響。更何況科穆寧皇帝們非但沒有嚴格約束這些宗族成員，還為瞭安撫他們賜予更多特權和優惠。
曼努埃爾時期帝國的外交局勢。北方邊境線上的佩切涅格入侵已經在約翰手中得到徹底解決，短期內，多瑙河邊境沒有受到新的遊牧沖擊的先兆；
西部邊境，匈牙利和羅馬之間的關系在約翰時代既經歷瞭戰爭也有聯姻，匈牙利人關心的是伊利裡亞的利益，對於巴爾幹他們是鞭長莫及的，主要沖突在於匈牙利人援助塞爾維亞人的叛亂活動。這一問題也被約翰二世解決。他將塞爾維亞人口遷往尼科米底亞，青年編入軍隊，或者賜予富人為奴。因此，西部邊境暫時也沒有困擾帝國的問題。
南意大利方向，諾曼人羅傑二世於1130年在巴勒莫加冕稱王，這是目前西部防線對羅馬人最大的威脅。不過，好消息是，諾曼人的崛起同樣讓日耳曼國王、羅馬牧首和威尼斯人感到不安，甚至匈牙利人也認為諾曼人威脅到他們在達爾馬提亞地區的利益。
東部防線方面，突厥人依然是帝國最主要的敵人。在阿萊克修斯和約翰二世的連續打擊下，突厥人的勢力相比1081年已經極大削弱，且因蘇丹去世處於內訌之中。正是繼續發動進攻，窮追猛打的好時機。
此外還有時叛時附的十字軍國傢，其中以安條克公國為首，安條克希望帝國不要染指公國內部事務，而羅馬方面則堅持認為安條克的利益必須屬於羅馬人。不過由於十字軍國傢總體實力弱小，不會構成特別巨大的威脅。
總體而言，帝國的外部形勢相較於1081年已經大大改善。相比於阿萊克修斯時代，帝國現在完全具備發動進攻的內部客觀條件和外部外交局勢，鑒於帝國海軍受到崛起的威尼斯人制約，諾曼人相對統一並間隔亞得裡亞海，而突厥人被連續打擊且陷入內亂，歷史的關鍵走向交由瞭羅馬帝國的專制君主——曼努埃爾一世手中。
（二）曼努埃爾的作為
曼努埃爾時代，從1143年繼位，到1180年去世，計37年，屬於在位時間較長的穩定統治時代。1143年約翰二世的意外駕崩使得曼努埃爾不得不暫時放棄遠征安條克的計劃，返回君士坦丁堡加冕並穩固自己的皇位。在他緊急撤軍的背後，是安條克公爵雷蒙入侵奇裡乞亞，奪回數座堡壘的消息。曼努埃爾於當年8月於君士坦丁堡加冕。
圖為1143年曼努埃爾加盟時帝國東、西部邊疆形勢概覽
1144年，曼努埃爾派出海路並進的進攻，收復瞭奇裡乞亞的堡壘，艦隊橫掃瞭公國的濱海地區。在戰爭進一步升級之前，安條克公爵的肆意妄為被阿德貝格（Atabeg）伊馬德丁·贊吉（Imad ad-Din Zengi）發起的吉哈德打斷瞭。贊吉於1144年攻陷瞭十字軍國傢中最靠近穆斯林的埃德薩伯國，使安條克感到恐懼，迫使他們向羅馬媾和以求得庇護。安條克風波暫時平息瞭。現在曼努埃爾有時間對付突厥人瞭。
羅姆蘇丹國蘇丹馬蘇德一世（Masud I）常年進犯羅馬-突厥在安納托利亞邊界地區。1146年，曼努埃爾發動瞭他繼位以來首次對突厥人的戰爭。然而，按照約翰·金納莫斯的記述，本次戰爭是懲罰性質的，是對突厥人劫掠邊境的報復，而非攻城略地的戰爭。帝國軍隊在阿克羅伊努斯（Acroënus）的一場戰鬥中擊敗瞭突厥人，隨後追擊到羅姆蘇丹國首都科尼亞（Konya），擄掠瞭城市周邊地區，此處存在不同的說法，有說曼努埃爾沒有攻擊城墻，是因為得知蘇丹的增援部隊即將到來而撤退，在撤退途中遭到追擊，幾乎全軍覆沒；也有說法認為曼努埃爾無法攻破城墻和要塞，出征的目的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按拉丁人的習俗向新婚妻子展示英勇。無論如何，這場戰爭在1146年被十字軍到來的消息匆忙打斷，雙方媾和。這次短暫的沖突體現出曼努埃爾和他父親截然不同的風格：相比於專心攻城略地，穩步推進的約翰，曼努埃爾的軍事行動更在意的是展示帝國力量和個人威望，至少在這次戰爭中，沒有新收復任何土地的記錄。
鑒於其和第一次一樣敗壞的軍紀，第二次十字軍同樣引起瞭羅馬人的警惕。曼努埃爾采取瞭比阿萊克修斯更多的防禦措施，他下令加固君堡城墻，在首都集結重兵，派遣瓦蘭吉衛隊監視德意志十字軍。這些舉動在西方人看來，自然表現為羅馬人對西方“援軍”毫無感激之情。根據侯尼亞迪斯的記載，皇帝故意發行劣質銀幣給意大利軍隊購買軍需，甚至煽動突厥人對十字軍開戰。更近期的研究則認為，曼努埃爾煽動突厥人導致十字軍失敗缺乏證據，德意志十字軍的失敗主要歸咎於自己的魯莽。
無論曼努埃爾對十字軍敵意如何，可以確定的是，當十字軍在安納托利亞跋涉時，他並沒有開始對突厥人的打擊。這是可以諒解的——西西裡的羅傑在十字軍期間罔顧大局發動瞭對羅馬帝國的戰爭，科孚島的民眾因為沉重的稅負和西西裡艦隊指揮官，一個變節羅馬人，安條克的喬治的勸誘下，將諾曼人視為解放者，開門投降。
早在這次進攻之前，曼努埃爾和德意志國王康拉德就已經達成過對抗西西裡諾曼王國的盟約。這一盟約是約翰二世發起的，因為約翰駕崩而短暫中斷，曼努埃爾繼位後重啟瞭談判，雙方聯姻，曼努埃爾的妻子是康拉德的妻妹。然而，由於康拉德本人目前依然在東方的沙漠中苦戰，曼努埃爾的盟約暫時沒有發揮作用。康拉德在大馬士革戰敗之後，心灰意冷，乘船返回到塞薩洛尼基。曼努埃爾則以瓜分意大利地區為條件，進一步鞏固瞭雙方的盟約。康拉德答應為曼努埃爾針對諾曼人的軍事行動提供一支陸軍之後返回瞭德意志。曼努埃爾還拉攏到瞭威尼斯的海軍，於1149年收復瞭科孚島。而曼努埃爾不滿足於單純防禦，他計劃發動一次反攻。
然而，反攻被諾曼人的小動作拖延瞭一段時間。諾曼人買通瞭塞爾維亞人和德意志國內的反對派發動叛亂，使盟約的雙方都不得不分出時間去對付叛亂。等到對諾曼遠征一切準備就緒，時間已經到瞭1152年。在商議好於1152年秋季發動聯合進攻之後，康拉德卻於2月15日病逝。新繼位的德意志國王是著名的“紅胡子巴巴羅薩”，弗雷德裡希一世。巴巴羅薩對羅馬帝國並沒有他的前任康拉德那樣的好感，他更加強勢，誓要控制整個意大利而非與羅馬帝國分享。兩國的關系沒有破裂，但也冷淡瞭下來。
1154年，諾曼國王羅傑二世逝世，他的繼承人威廉一世才能平庸，意大利地區的諾曼王公們開始蠢蠢欲動，曼努埃爾抓住瞭這個機會。1155年夏，他派出兩名將軍，米海爾·巴列奧略和約翰·杜卡斯進入意大利，目的是煽動和聯合一切意大利的反諾曼勢力，發動對諾曼王國的反攻。不過，這支部隊的規模實在可憐——隻有十艘船。相比於士兵，他們裝載瞭更多的是黃金，曼努埃爾實際上發起的是一場借力打力的金元攻勢。
1155年年初時，巴巴羅薩發動瞭對北意大利的懲戒戰爭，順便來到羅馬要求教宗為其加冕“羅馬人的皇帝”頭銜。然而由於北意大利對德意志國王的極度反感，德意志軍隊在托爾托納和羅馬城郊爆發瞭流血沖突。及至羅馬人的使節於夏季抵達，請求巴巴羅薩協助進攻諾曼人的時候，巴巴羅薩的軍隊已經疲憊不堪，迫切想要返回阿爾卑斯山以北瞭。於是，德意志人撤離瞭意大利，沒有參與對諾曼人的進攻。最終，羅馬人得到瞭叛亂的諾曼貴族，國王威廉的堂弟，伯爵羅貝爾的支持。他們率先占領瞭巴裡，該城市是曾經帝國阿普利亞行省首府，羅馬帝國丟失意大利前最後的城市，因此希臘人居民較多，市民主動打開瞭城門。威廉一世去世的謠言進一步動搖瞭阿普利亞地區諾曼人的士氣，忠於威廉的軍隊被羅馬人-諾曼叛軍聯合席卷，教廷也站在瞭羅馬人一邊，曼努埃爾承諾支付給教廷5000磅黃金和傭兵軍餉，換取教廷對羅馬人軍事行動的支持立場和雇傭兵。到1155年結束時，僅用瞭半年時間，羅馬帝國在意大利的勢力似乎就重回1025年的強盛時刻瞭。然而，局勢變糟的速度更快。
1156年開春，威廉一世病愈，帶領軍隊從巴勒莫發起反擊。而羅馬方面的情況則與日俱下。指揮官米海爾·巴列奧略性格高傲，和諾曼貴族叛軍漸生嫌隙，而後米海爾染病病死，對羅馬軍隊的士氣又是一次打擊；而得知威廉一世還活著的消息，使得諾曼貴族叛軍有不少人開始動搖乃至於脫隊離去；危難時刻，傭兵開始坐地起價，要求不切實際的薪水，被拒絕後紛紛離去。最後，羅馬人陷於數量上的絕對劣勢，約翰·杜卡斯將軍將僅存的四艘船排成橫列堵住狹窄的海峽，命令步兵在船上列成陣線試圖做最後一搏，奈何被海路夾攻，寡不敵眾，剩餘士兵和沒有用完的黃金全部落入敵手。會戰的當天，1156年5月28日，羅馬人在意大利的戰果被一掃而空，自此之後，羅馬人的軍隊再也沒有返回意大利（精羅落淚）。
曼努埃爾在之前防禦諾曼人進攻時的成功和主動出擊的失敗都是有深刻原因的。
外交方面，首先，威尼斯人作為一個強大的海軍商貿國傢，他們不希望看到任何勢力統一亞得裡亞海兩岸，這樣會導致威尼斯人被封鎖在亞得裡亞海內部。因此，威尼斯人總是選擇幫助被進攻的一方。
其次，羅馬-德意志之間雖然聯盟對抗諾曼人，實際上，羅馬人、德意志人和教宗卻又都不能接受南意大利完全落入其他勢力手中的情況。他們之間的利益在長遠看來非但不是共有而是沖突的。這就導致所有人都想讓對方先與諾曼人血拼，自己再坐收漁利。綜上，威尼斯人的背叛、德意志人和教宗出工不出力的行為，極大惡化瞭羅馬人在意大利的戰略局勢。
相比外交，內因則更重要。
首先，阿普利亞地區已經被諾曼人占據瞭百年有餘，當地羅馬人或移民帝國本土或被同化，何況南意大利在諾曼人來之前就被倫巴第人大量滲透，在人口構成方面難以形成絕對優勢，想要穩定局勢，大規模進行本土移民是必須的。在作戰方面，盡可能派出本土人口組成的士兵同樣重要，即使不能，退而求其次也要派遣遠方的雇傭兵而非本土傭兵，例如突厥人，這樣，這些人在意大利無根無基，也就難以叛變。
而曼努埃爾片面依賴金元攻勢的後果，就是被買通的本地叛軍和傭兵的倒戈速度超出瞭想象，“秋風掃落葉並不難，特別是給當地心懷不滿者大批賄賂與補助時，然而要鞏固與維系獲取的利益時，隻有金錢是無濟於事的。”退一步說，即使反對威廉一世的軍事行動成功瞭，這些幫助羅馬軍隊的諾曼貴族屆時也不會乖乖臣服於羅馬帝國。從外交到內政，意大利戰爭難以成功幾乎是必然的。意大利戰爭耗費瞭三萬磅黃金之巨，最後除瞭安科納的名義臣服之外一無所得，也並沒有震懾住諾曼人，諾曼人在次年還派出瞭164艘戰艦的艦隊劫掠瞭埃維亞（Euboea）和阿爾邁拉（Almira）地區。
1156年主要戰場失敗之後，針對西西裡諾曼人的敵後騷擾，主要還是金元攻勢又持續瞭兩年，目的是讓諾曼人不厭其煩，以爭取到更好的和談條件。到1158年，雙方基本簽訂瞭合約。此時，亞美尼亞人從藏身的托羅斯山脈不斷蠶食奇裡乞亞地區，他們和不安分的安條克公爵雷納德勾結在一起，雷納德在1156年率軍洗劫瞭塞浦路斯島，當地的守軍英勇抵抗，然而寡不敵眾。約翰二世時期，安條克就曾經臣服並背叛過一次羅馬，約翰二世死在懲戒安條克的路上後，此事就一直擱置下來，現在安條克再一次公開背叛瞭。
1158年冬季，曼努埃爾開始瞭奇裡乞亞遠征。他親自率領500騎兵在大部隊前急行軍搶先到達奇裡乞亞，參與攻擊塞浦路斯的亞美尼亞國王索羅斯二世倉皇逃竄，奇裡乞亞地區的諸多城鎮不戰而降，重新歸附帝國。安條克公爵雷納德的暴行受到同為十字軍國傢的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的唾棄，孤立無援的他被迫投降，赤足拜倒在曼努埃爾面前祈求原諒。
令人費解的在於，曼努埃爾僅僅滿足於雷納德的口頭臣服，並沒有追究任何後續責任，這種行為完全是西歐化的以效忠為最高準則的封建領主思維，畢竟，要是按羅馬法的精神處理此事，雷納德絕無可能全身而退。之後的幾天，曼努埃爾在安條克城內舉行典禮，安條克大公和時任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作陪，這又給瞭曼努埃爾一次大出風頭的機會，他組織騎士比武，讓自己的勇士和法蘭克人的勇士一較高下，甚至在己方陷入劣勢時親自下場比武，一人將兩名意大利騎士擊落馬下。鮑德溫三世打獵受傷後，曼努埃爾親自為他診治。1159年，曼努埃爾前往埃德薩與努爾丁談判，後者釋放瞭6000名基督徒俘虜之後，曼努埃爾就此班師回朝。
1159年秋，時隔十五年的忽視之後，曼努埃爾終於把視線轉回到安納托利亞。此時，羅姆蘇丹國的統治者已經是1156年繼位的基利傑·阿爾斯蘭二世，羅姆蘇丹國當年的內亂已經被平定，在與達尼什曼德部的沖突中也占據瞭上風，基本上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站穩瞭腳跟。不過，羅姆蘇丹國從西、南、北三面被羅馬人封鎖在內陸，東面也是宿敵達尼什曼德部，倘若繼續堅持推進蠶食，將突厥人徹底趕出安納托利亞尚且是有很大機會的。
曼努埃爾聯合瞭努爾丁、達尼什曼德部，派出約翰·康托斯特凡諾斯率安條克和亞美尼亞的仆從軍從奇裡乞亞向西北進攻，包括自己的主力部隊四路夾擊，聲勢不可不謂浩大。蘇丹很快放棄瞭抵抗，雙方就這樣輕易簽訂瞭和平協議，曼努埃爾一世可以用一定數量的金錢換取某些邊界城市，包括錫瓦斯（Sivas），蘇丹許諾尊重重新劃定的邊界線，禁止掠奪並在需要時為帝國提供仆從軍。在兵臨城下之後簽訂和平條約揚長而去，隻能解釋為曼努埃爾認定根本無需徹底消滅突厥人，而隻需要震懾他們即可。1162年，阿爾斯蘭二世應皇帝邀請訪問君士坦丁堡。蘇丹在首都逗留瞭八天，每日兩餐都用金銀器皿送到蘇丹住處，這些餐具並不回收，也一並贈送給蘇丹。此外還贈送瞭大量金銀錢幣、奢侈服飾、亞麻佈匹和其他飾品。如此豪橫的資敵行為是史上罕見的。
1161年5月，匈牙利國王蓋薩二世病逝，曼努埃爾認為這是一個介入匈牙利內政的好機會，他支持瞭蓋薩的兄弟斯蒂芬，還贈送大量的金錢和裝備幫助他爭奪王位。而到1163年，曼努埃爾的支持還是失敗瞭，蓋薩的兒子斯蒂芬三世奪取瞭王位。雙方起初簽訂瞭和平條約，匈牙利方面答應將克羅地亞和達爾馬提亞分封給他親羅馬的弟弟貝拉，承諾未來由貝拉繼承王位；曼努埃爾則將自己的長女嫁給貝拉，並把貝拉接到君士坦丁堡教育。此時曼努埃爾尚未得子，這也就意味著，貝拉將來會作為科穆寧女婿和匈牙利繼承人，一人繼承羅馬帝國的皇位和匈牙利王位，建立兩國的聯合統治，這就是曼努埃爾當時的規劃。
然而，1169年曼努埃爾長子的出生使得這些計劃全部作廢瞭。不過在此之前，曼努埃爾已經開展瞭對匈牙利王位的武力奪取：在他接到斯蒂芬三世的弟弟貝拉之後，就立刻在1164年撕毀合約進攻匈牙利，羅馬-匈牙利戰爭綿延到1168年，曼努埃爾通過武力控制瞭達爾馬提亞、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大部。曼努埃爾似乎從來不打算把匈牙利當“自己人”，即使他計劃用匈牙利的貝拉實現兩國的聯統時也一樣，他打算使用武力進攻的方式將貝拉的領地並入羅馬帝國，以備將來即使聯統失敗，伊利裡亞地區也可以握在帝國手中。當貝拉於1172年回國繼承王位時，他許下承諾在曼努埃爾在世時不會進攻伊利裡亞地區，以此報答曼努埃爾在這些年對他的培養。有的研究者以此論證曼努埃爾西方政策的成功，認為他奠定瞭西方邊境的和平。如果說無數士兵的鮮血換來對方統治者的私人人情報答是一種成功的話，那大概就算成功吧。
完成西方邊境的戰事之後，曼努埃爾轉頭向東，不過目標依然不是區區突厥人，而是於1168年和耶路撒冷王國結盟，準備攻打埃及。曼努埃爾集結瞭20艘大型戰艦、150艘大帆船和60艘運輸船從海路進攻，耶路撒冷王國的部隊則從陸地進攻。根據盟約，如果成功，曼努埃爾將獲得沿海地區，耶路撒冷王國獲得埃及內陸。在為軍區制崩潰，人力缺乏的科穆寧王朝可持續性增加需要駐守的邊境線的長度這方面，曼努埃爾一向是不遺餘力的。然而，由於雙方指揮官不和，這次遠征沒有任何成果，返程中艦隊還遭遇風暴，損失過半。盡管進攻失敗瞭，但耶路撒冷國王阿馬爾裡克於1171年造訪瞭君士坦丁堡，雙方相談甚歡，耶路撒冷王國在阿馬爾裡克接下來的統治時間臣服於羅馬帝國，承認曼努埃爾為聖地守護者。
威尼斯問題一直是帝國的心頭大患。自從阿萊克修斯飲鴆止渴式地賦予瞭威尼斯免稅特權之後，羅馬帝國的商業就長期受到威尼斯人的擠壓。約翰二世試圖取消貿易特權的鬥爭因為海軍實力不足而失敗瞭。
到1171年，或許是曼努埃爾認為海軍已經足夠強大，或許是財政問題，曼努埃爾突然下令逮捕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威尼斯人並沒收他們的財產。
此次事件的起因據說是熱那亞人在加拉塔的定居點遭到不明人等的襲擊，主謀未知，但這給瞭曼努埃爾借口。3月12日，曼努埃爾發出逮捕令，逮捕從君士坦丁堡到全國各地，在一天之內就完成瞭，這毫無疑問是早就計劃好的一次突襲而非執法。行動引爆瞭民眾中對拉丁人的仇恨情緒，首都暴民趁機搶劫威尼斯人的店鋪、殺害威尼斯人，隻有極少數威尼斯人來得及乘船逃走。這種無恥的突然襲擊讓整個威尼斯共和國為之憤怒，威尼斯人集結瞭120艘戰艦發動反擊。艦隊航行到埃維亞島之後，皇帝派來使節聲稱可以談判，威尼斯人輕信瞭曼努埃爾，艦隊等在瞭原地。然而事實證明，曼努埃爾根本毫無誠意，談判隻是為瞭拖延時間鞏固防禦。到瞭1172年開春，威尼斯艦隊爆發瞭瘟疫，疾病橫行，加上曼努埃爾集結瞭150艘戰艦，威尼斯人最終敗下陣來，羅馬針對威尼斯的貿易特權被收回來瞭，而極大敗壞自身信譽的卑劣手段的代價是什麼就不好說瞭。
針對匈牙利、埃及和威尼斯的軍事活動花費瞭十多年的時間，在這十年裡，曼努埃爾沒有分配精力到羅姆蘇丹國身上。阿爾斯蘭蘇丹並沒有荒廢這些時間，在曼努埃爾不在時，他平定瞭國內叛亂，於1174年吞並瞭達尼什曼德部，重新統一瞭安納托利亞突厥控制區。他也並沒有嚴格遵守和約，越境擄掠的行為仍然時有發生，對君士坦丁堡的訪問並沒有如曼努埃爾理想中那樣震懾住阿爾斯蘭，恰恰相反，皇帝的豐厚獎賞大大增強瞭阿爾斯蘭的實力，幫助他更快鏟除瞭其他伊斯蘭對手。蘇丹甚至在一次內部會議中聲稱，對羅馬的破壞越大，皇帝贈送的禮物就越貴重。到1176年，曼努埃爾終於決定再發動一次針對突厥人的戰爭。這一次他攜帶瞭攻城器械，向著羅姆蘇丹國的首都伊克尼烏姆進發。曼努埃爾集結瞭人數達35000人的部隊，隊伍綿延16公裡，包括本部軍隊和安條克仆從軍。行軍至米涅奧塞法隆隘口時，突厥人使臣求見，獻上瞭一份頗為優厚的和平條約，很多將領勸說曼努埃爾接受和談條件，因為在高山深澗中攜帶大量輜重器械、緩慢綿長的軍隊非常容易受到伏擊。但在一些年輕貴族的慫恿下，曼努埃爾還是選擇繼續進攻。
由於沒有派出偵察部隊等戰術失誤，軍隊逐步陷入瞭突厥人的伏擊圈。突厥人四面夾擊，將羅馬人的隊伍切成三段，曼努埃爾本人被包圍於中間一段，拼死突圍才沒有成為第二個羅曼努斯四世。到9月17日，整個軍隊已經被完全擊敗，尼基斯塔如此記載：“整個戰場腥風彌漫，屍體填平溝壑，充斥草叢。”最關鍵的不是人員的損失，而是全部的攻城器械都被摧毀或繳獲，羅馬人已經不可能攻陷伊克尼烏姆瞭。比人員器械的損失更可怕的是信心和威望的喪失。對曼努埃爾本人，他喪失瞭信心和勇氣，在自我欺騙和自我貶低的極端間波動，而對於西方國傢而言，這場失敗讓羅馬帝國威名掃地，德皇費雷德裡希“巴巴羅薩”在給曼努埃爾的回信中輕蔑宣稱：“德意志皇帝已經繼承瞭偉大羅馬皇帝們的權力，不僅要統治羅馬帝國，還要統治‘希臘王國’。”
不幸中的萬幸是，阿爾斯蘭蘇丹沒有乘勝追擊，而是選擇談判。蘇丹要求曼努埃爾拆毀多利留姆和蘇卜留姆邊境的堡壘，解散當地的防守軍隊。這樣的條件毫無疑問是在為突厥人進一步滲透內陸做鋪墊。曼努埃爾並未完全遵守條約，隻拆除瞭蘇卜留姆的防禦工事，保留瞭多利留姆的。這導致在約1177年，阿爾斯蘭以曼努埃爾違約為由再次發動劫掠，席卷瞭整個米安德河谷地，劫掠瞭塔勒斯和皮西迪亞的安條克。在此後直到1180年曼努埃爾去世的幾年中，雙方的小規模沖突不斷，勝負也互有來回，但羅馬帝國再也無力在東線發動大規模戰役，這些小打小鬧已經無力挽回安納托利亞被突厥人占據的既定事實瞭。
五 曼努埃爾戰略分析
曼努埃爾的戰略方針，整體上偏重西方而忽視東方，從全局來看，很難說他的戰略是成功的：他所竭力傾註的西方戰略帶來的收益有限，而他忽視的東方戰略，也就是安納托利亞問題，帶來的危害大到足以掩蓋曼努埃爾所有其他的成就。
曼努埃爾繼位之初，針對安納托利亞的進攻就曾經受挫，但這一合約尚且可以歸咎於十字軍的到來和隨後諾曼人的進攻；無暇顧及安納托利亞的後果就是，曼努埃爾錯失瞭一次羅姆蘇丹國因為繼承陷入混亂分裂的時間段，從後來看，這本應該是最有希望剿滅安納托利亞突厥政權的機會。曼努埃爾將這段時間投入諾曼人身上，鑒於諾曼人一直以來的敵對，倒也無可厚非，然而，其不滿足於防禦海岸線，發動進攻獲得的收益卻遠遠比不上為此投入的時間和金錢。
回顧意大利戰爭，不難發現南意大利的情況和安納托利亞有諸多可比之處。首先，當地曾經有希臘化居民，但在長期被敵對勢力占領的過程中，這些希臘人口正在逐步流失，這和安納托利亞的情況是一樣的。想要重新收復這些地區，當務之急是使用移民填充的辦法，填充希臘人口或者來自帝國領土另一端的少數民族人口，穩步推進，而非利用當地貴族叛軍和雇傭兵。
其次，安納托利亞和帝國現有領土之間是陸路連接的，無論派出軍隊還是移民都更為方便，也更應該做。早在7世紀帝國受到阿拉伯人進攻時，時任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就帶領大量士兵常駐西西裡島度過瞭整整五年，曼努埃爾沒有這麼做，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根本拿不出君士坦斯二世時期那麼多的士兵。士兵和人口的匱乏，核心原因就是安納托利亞沒有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時缺乏人力、制海權的科穆寧王朝，想要在跨海作戰的情況下擊潰擁有強大海軍的諾曼西西裡王國，奪取人口眾多，遍佈良港農田的阿普利亞地區，是絕無可能的。
相比於在西方總是積極主動進行博弈，曼努埃爾在東方問題上總是顯得漫不經心，被動等待別人的挑釁。反復叛亂的安條克就是這樣的例子。
安納托利亞路網
亞美尼亞和安條克如此不安分，和安納托利亞的丟失有重大關系。羅馬帝國在安納托利亞地區有龐雜的道路網系統，如圖可見，通往奇裡乞亞的主要道路有三條：沿海岸線道路，也就是曼努埃爾使用的道路；過多利留姆（Dorylaeum）-伊克尼烏姆（Ikonion）到達的線路，以及過安卡拉（Ankara）-愷撒利亞（Caesarea）到達的路線。然而，後兩條路線上的關鍵節點城市，此刻都處在突厥人的控制下，尤其伊克尼烏姆（Ikonion）更是羅姆蘇丹國的首都。這使得帝國對奇裡乞亞的控制力被削弱瞭三分之二，那麼此間勢力反復叛亂也就不足為奇瞭。
即使曼努埃爾不打算進一步懲治犯下滔天大罪的安條克大公，也應當意識到必須盡快打通安納托利亞內部交通線，從而增強對安條克和奇裡乞亞地區的控制，現在諾曼人已經簽訂瞭合約，當務之急自然是進攻突厥人。而事實上，曼努埃爾的四路大軍伐突厥，仍然是威懾而非進攻，這從他輕易答應對方的求和就能看出。
曼努埃爾的深層次邏輯是：相比於收復土地，恢復自耕農經濟，他更依賴雇傭兵。通過不厭其煩的展示肌肉，震懾十字軍國傢和突厥人，來讓他們為自己提供雇傭兵。自曼齊克特戰役以來，大量的羅斯人、諾曼人、日耳曼人、突厥人前來充當雇傭兵，以彌補軍區制崩壞後帝國兵源不足的情況。出於對大地主階級的防范，曼努埃爾有意識地擴張雇傭兵的力量，因為這些傭兵在國內沒有根基，難以對皇權構成威脅。在他看來，他已經完全“掌控”瞭這些突厥人，在帝國的強大力量面前他們不敢造次，而且是忠實的傭兵。相比於土地和國傢的未來，他沉迷於個人的威望和勇武之中，隻要別人稍加吹捧，他就會輕易放過自己的死敵，無論對安條克公爵還是阿爾斯蘭二世。
如果說對諾曼人的進攻雖然失敗，但至少穩定瞭局勢，那麼曼努埃爾對匈牙利的戰和決策則令人費解。他的目標——古羅馬時期的伊利裡亞區域，從地緣戰略而言是非常難以穩固控制的。從亞得裡亞海到多瑙河之間，伊利裡亞的地形呈現沿海破碎平原-中部山區-潘諾尼亞平原的方式分佈，而潘諾尼亞平原的大部在多瑙河北岸，也就是此時匈牙利人的核心領地，因此，核心區域位於色雷斯的羅馬帝國和匈牙利在爭奪多瑙河南部潘諾尼亞平原時是先天劣勢的。
伊利裡亞地區獨特的沿海破碎平原，靠海連綿山地，內陸平原河流的地形
畢竟匈牙利人隻需要跨過多瑙河就能抵達，而羅馬人的軍隊想要抵達，有三種方案：其一，從意大利出兵，沿著阿爾卑斯山脈南麓行軍到達潘諾尼亞平原，這是最安全的方式，前提是能夠控制意大利地區；其二，海軍登陸達爾馬提亞，翻過最窄的山區到達，這需要至少掌握亞得裡亞海的海上霸權；最後，從希臘地區直接出兵前往，這是前提條件最低但最危險的方案，如果貫穿山區行軍則不利於補給，如果沿河行軍則時刻面臨河對岸敵人可能的偷渡突襲。可見，羅馬方面想要牢固控制伊利裡亞地區，需要控制意大利和亞得裡亞海才能做到，否則僅靠希臘地區是難以威脅到多瑙河北岸的敵對勢力的，即使一次戰爭獲勝，也隻能暫時維持戰線，敵人隨時可以很方便地卷土重來。
如果羅馬連利用山區封鎖，更靠近君士坦丁堡而且防線更短的安納托利亞山口都無力防禦和收復，又何談千裡之外漫長的多瑙河前線呢？
至於計劃中的聯合統治，更是不切實際。馬紮爾人於9世紀末期以遊牧民形式遷入潘諾尼亞，彼時羅馬在此地的統治已經崩潰已久，馬紮爾人受到的羅馬影響遠不如法蘭克人、哥特人這些早期遷入帝國的族群，對羅馬的認同感很低；語言方面，匈牙利語屬於烏拉爾語系，和希臘語、拉丁語的印歐語系也是大相徑庭，宗教方面，在1054年的大分裂中，匈牙利選擇瞭天主教，可以看到，即使貝拉真的聯合統治瞭羅馬和匈牙利，也不過是強扭的瓜，早晚因為文化宗教的迥然不同而分離。
埃及遠征又是一次以金錢和士兵換虛名的嘗試。埃及被穆斯林占領的時間已經和基督化時間相差無幾，即使不考慮因為信仰敵對導致的動亂，這塊遠在天邊的飛地即使再肥沃，也面臨和伊利裡亞戰爭一樣的窘境，打得過守不住，更何況進攻失敗，打都沒打下來。隻有一種情況下埃及不需要人力防守，就是和十字軍拉丁國傢永結秦晉之好，然而，安條克問題已經證明瞭羅馬人和十字軍必不可能利益完全趨同。
這場戰爭的收獲更多的恐怕隻有耶路撒冷國王的私人友誼和聖地守護者的虛名，隻能證明曼努埃爾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對於中世紀君主而言，虔誠不是壞事，前提是他真的虔誠——曼努埃爾篤信希臘占星術，在意大利戰爭時期就用占星術占卜艦隊啟航的時間；甚至到他生命垂危時，仍然聽信占星師的話認為自己還能活14年。
綜合來看，曼努埃爾統治中期的這兩次軍事行動，把原本應該花在安納托利亞上的時間挪用到埃及和伊利裡亞這些邊遠地區，從戰略上是舍近求遠，從戰術上不是收效有限就是完全失敗，對匈牙利、耶路撒冷王國的影響局限在私人情誼領域，一旦羅馬或對方的統治者去世，這些成果就會立刻歸零。
1180年帝國西疆。曼努埃爾在帝國西部投入的一切努力隨著他本人駕崩而完全煙消雲散
在處理與威尼斯人之間的關系時的決策更是一場災難。由於文化宗教的差異和商業特權帶來的財富，在君士坦丁堡橫行的拉丁人的確遭到記恨，金納莫斯記載道“這個民族（指威尼斯人）天性墮落，比任何人都輕浮無禮，因為他們充滿瞭水手的粗俗”。但拒絕外交溝通，以突襲的方式粗暴掠奪所有威尼斯人，很難想象這是帝國皇帝而非海盜頭子的行為。這種行為不隻是財政上的殺雞取卵，更迅速激化瞭雙方之間的矛盾。曼努埃爾本可以以外交照會的方式告知威尼斯人取消貿易特權的事，即使威尼斯人不滿發動進攻，這至少是一場名正言順的戰爭，而非可恥的偷襲。後來1204年全力主導進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總督恩裡克·丹多洛，就是1172年談判的代表之一，顯然，羅馬人的無恥背叛給他留下瞭極差的印象，他後來試圖扶植一個親威尼斯的皇帝乃至於直接控制帝國，和曼努埃爾的背叛脫不開幹系。
在幾乎持續瞭二十五年以上的忽視之後，曼努埃爾最終為他的傲慢付出瞭慘痛代價。阿爾斯蘭利用他的忽視和他贈予的財富擊敗瞭所有敵手之後，曼努埃爾方才醒悟，而密涅奧塞法隆戰役的慘敗，也迫使生活在突厥統治區的希臘人自尋出路。直到1272年，突厥人依然以遊牧為主，城市人口的主要構成還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隻要曼努埃爾堅持貫徹其父約翰的攻城戰略，拔除突厥人在城市的據點，很快整個突厥政權都將崩潰，突厥人將會退回到散居遊牧的狀態，成為安納托利亞民族熔爐中的一員，然而，曼努埃爾的放縱和攻城器械被完全摧毀使得突厥人在安納托利亞站穩瞭腳跟，當地原來的貴族開始逐步與突厥人通婚，一步步背離瞭原來的信仰。
由於突厥人的破壞和財政不支，東正教會在安納托利亞地區也開始不斷衰退，隨著宗教、文化的日漸背離，就像南意大利被諾曼人逐漸消化一樣，羅馬人終於失去瞭任何奪回安納托利亞的希望，最終被擠在愛琴海兩岸的狹窄區間內，在來自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幹敵對勢力的兩面夾擊下無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六 結論
曼努埃爾性格熱情勇猛，熱衷於親身投入戰爭，他或許是一個好將軍，一個好士兵，但絕對稱不上一個好皇帝。他缺乏冷靜清晰的戰略思考能力，他很容易陶醉於個人勇武和他人的誇耀之中，忘卻瞭真正帝王應該思考的戰略問題。
在位期間他四面開弓，發動瞭針對各地的戰爭，在表面上獲得一眾仆從的背後，是其成果卻往往局限於私人的情誼和承諾，既缺乏明確的制度約束，也幾乎沒有拓展帝國的本土面積。而為此花費的大量金錢，使得帝國本就窮困的財政更加危險，其本人的鋪張奢侈風格也部分加劇瞭財政危機。
為瞭制衡逐步做大的地方勢力，他大量啟用雇傭兵和西方人，加劇瞭帝國內部本土派和拉丁派勢力的沖突，對威尼斯的粗暴政策則間接引發瞭1204年的災難。這使得曼努埃爾在他更關註的西方事務上並沒有大的進展，反而埋下禍患；在東方的忽視則直接導致瞭帝國失去最後收復安納托利亞的機會。
羅馬帝國在安納托利亞的失敗，並不能歸因於古老文明、東正教、集權體制是錯誤的或落後的。古代中國也曾反復被遊牧民族入侵，古老不一定滅亡的原因；羅斯人高舉第三羅馬的旗幟擊敗蒙古汗國和波蘭人，鯨吞整個西伯利亞，東正教也不一定是滅亡的原因；西班牙的再征服運動的成功，證明瞭基督教在與伊斯蘭教的沖突中也不是沒有獲勝的可能。
從地緣上而言，巴爾幹-安納托利亞地區處於各文明交流碰撞的區域，在歷史上多次受到不同文化、信仰的民族遷徙的沖擊，建立於此的政權稍有不慎，就容易被其中的某一次沖擊擊垮。由於君主制政體不能確保執政者的水平，因此，國傢在被水平糟糕的統治者執掌時，被沖垮的情況難免發生。從這一點考慮，位於巴爾幹-安納托利亞的政權的確有很大的概率被遷徙的新民族擊潰，這更像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沖擊而來的民族遷徙潮流和時任帝國的君主對抗，一旦一個強有力的新民族碰上一個衰弱昏庸時期的皇帝和帝國，那麼情況就會急劇向著不利於帝國的局面惡化。查士丁二世時期的意大利、希拉克略晚期的埃及、馬其頓王朝末期的阿普利亞和安納托利亞的喪失，均是帝國內部局勢的混亂和君主的失策導致的結果。
即便如此，也鮮有人願意主動成為帝國的掘墓人。而曼努埃爾的失策，則使他被動成為瞭真正意義上的帝國掘墓人。地緣、政治體制、安納托利亞當地的人口與民族問題等等是誘因與前提條件，而曼努埃爾一世的錯誤決策成為瞭引爆火藥桶的導火索。爆炸的原因是因為火藥，不代表導火索是清白無辜的。
曼努埃爾的政策失誤對帝國的衰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突厥人和羅馬人而言，沒有生產力代差的兩個封建農業政權之間的勝負，起決定性因素的顯然是雙方政權的決策好壞而非歷史的必然性，況且，羅馬帝國作為成熟的農業文明，其生產力、生產關系、綜合文明水平還要高於處於遊牧向農耕轉型的突厥人。
1180年曼努埃爾駕崩時的帝國東疆，非但沒有穩固，反而局勢更加糜爛瞭
綜上，安納托利亞的基本情況和地緣環境決定瞭歷史的相對必然，而曼努埃爾執政的則成為瞭引發歷史劇變的最終偶然。從宏觀來看，或許羅馬最終難逃滅亡的命運，但從微觀上看，曼努埃爾自身的錯誤使得他成為瞭導致羅馬滅亡不可推卸責任的人物。羅馬衰落的災難不是因他而起，但羅馬最終的滅亡卻與他的錯誤息息相關。
主要實體參考資料
電子參考資料包含約十幾篇知網相關時代和人物論文，不再一一列舉
文中地圖全部取自約翰·哈爾頓的地圖集《The Palgrave Atlas of Byzantine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