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五代以降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轉型”時期，貿易路線、貿易方式、貿易主體等內容都發生瞭不同程度的變化。靈州路的興起是這一時期陸上絲綢之路貿易路線的顯著變化，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位於鄂爾多斯臺地邊緣的夏州和宥州在維系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秦州路也並未因吐蕃的進逼而完全失效。在貿易主體方面的突出表現則是回鶻商人在陸上絲綢之路上“異軍突起”，使得五代以降的陸上絲綢之路進入瞭一個“回鶻時代”。
五代以降，政治上的分裂割據對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規模、交通路線確有一定影響，但東西方均有絲綢之路貿易的客觀需求。因此，縱然在分裂割據的政治條件下，中西方的物質文化交流仍未中斷。筆者理解：中西方仍然保持著官方貿易；中西方仍有人員的往來；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繼續存在。這些現象在史料中均有反映，將另文探討。不可否認的是，境內外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也使得五代以降的陸上絲綢之路在貿易方式、貿易路線、貿易主體等諸多方面發生瞭深刻的變化。本文就其中的夏州、宥州在陸上絲綢之路上的地位，秦州路的作用以及回鶻商人的崛起等問題進行粗略探討，以企就教於方傢。
公元9世紀以降，陸上絲綢之路有一些重要變化：交通線路、絲綢之路貿易者以及貿易方式等方面。關於唐代後期到五代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東段的變化已有不少學者關註。羅豐先生指出，中唐以後，鶻與唐朝建立瞭同盟關系，通過靈州中繼從事馬絹貿易，靈州已成為北方國際商貿重鎮；此外，嚴耕望先生對靈州四通八達的交通有非常詳盡的討論；周偉洲先生對西路黨項與絲綢之路靈州道的關系也進行瞭較為詳盡的討論。陳守忠先生、孫修身先生，日本學者長澤和俊、藤枝晃等對此問題均有論述和貢獻。這些研究基本上圍繞靈州而展開討論，指出瞭唐後期陸上絲路交通的最大變化所在。但已有的研究尚未重視夏州在這一時期巾西交通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忽略瞭對傳統絲綢之路秦州路的討論。筆者認為，即便在靈州路興起後，傳統的絲綢之路秦州路並未完全失效，依然發揮著溝通東西的橋梁作用。
一、關於夏州、宥州在宋代陸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問題
羅豐先生曾提及“靈鹽夏道”是五代宋初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筆者想就這個問題作一點申論。北魏時期，夏州就處於從今寧夏固原到平城的交通線上。五代以降，由於受到自然環境等因素影響，夏州在絲綢之路以及區域研究的地位不為人們所重視。自然環境對夏州城址廢棄與否的影響非本文的要旨所在，故不作深入探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五代到兩夏時期，夏州城一直被連續利用。李繼遷“初居夏州，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宋成平五年三月，李繼遷攻陷靈州，殺知州裴濟，並改靈州為西平府，次年便遷都於此。由於宋朝極不願意看到拓拔黨項異灶分爨的局面，在表面依然將黨項政權視為大宋朝廷下的藩屬，使節的往來上仍延續舊俗。因此李德明當權後，“遂於綏、夏州建館舍二：曰‘承恩’。曰‘迎暉’。五百裡內，道路、橋梁修治整飭，聞朝使至，必遣親信重臣郊迎道左，禮儀中節，漸有華風”。由此，北宋“毀棄”夏州城之後，黨項政權還對夏州城址進行修葺(李德明1004年繼位)，並將之作為迎接北宋使臣的重要場所。《天盛律令·司序門》中載有夏州，其駐地當屬今統萬城。西夏建國後將之作為西夏的一級行政建制，但品級較低，處於末等司(排名在綏州之上)。元豐四年北宋五路大軍征討西夏，種諤攻取夏州並於元豐四年十月宣佈收復夏州。在西夏滅亡後，元朝仍未廢棄夏州城，它作為安西王的封地(察汗腦兒)，是元代鄂爾多斯地區的一個行政、軍事、經濟、交通中心，一個重要的軍事牧場。甚至在明朝景泰年間，石亨要求將寧塞營移於此地。夏州城址能夠在五代至西夏時期一直被利用，除瞭軍事防禦等原因，筆者認為與其作為當時絲綢之路上的據點有很大關系。《冊府元龜·外臣部·通好》記載：“郎州以回鶻可汗所與書來上，制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為右驍衛上將軍，押領鶻等還蕃。”郎州即為今天陜西延安富縣一帶。文獻講的是都州官員與回鶻首領接洽的有關事宜，顯然這些從西而來的回鶻途經靈夏一道。西夏時期的陜西諸州包括今陜北北部的部分州縣，這些西來商人不排除途徑夏州的可能。夏州還是處於通往遼朝的要道之上。因此，夏州也是五代、西夏時期很重要的絲路商貿重鎮。
事實上，宥州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絲路貿易據點。宥州本為唐代建置，有新舊宥州之分。六胡州叛亂後，舊宥州漸廢，唐朝於開元年間又新置宥州。王北辰先生認為舊宥州在今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的敖勒召其古城，朱士光先生指出內蒙古城川古城應是唐元和十五年以前的長澤縣城和十五年移治的宥州城。筆者也認為西夏時期的宥州駐地就在城川古城。北宋後期，宥州不僅是西夏南線軍事防禦的重要據點，同時也是西夏在鄂爾多斯及其南緣的行政中心，地位遠在夏州之上。宋夏雙方許多外交上的交涉、重要文牒均送往宥州進行處理，這一點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多有記載。甚至北宋熙河路的一些相關事宜也與宥州交涉。一些宋夏外交的大事也是在宥州完成，《宋史·高遵裕傳》：“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遵裕在宥州接見瞭西夏國的使臣王盥，完成使命。宥州突出的地位恐怕與其所居的地理位置有關。宥州扼橫山孔道，是夏州通往順寧、延安等地的必經之地。西夏政權突出宥州的地位不僅有扼守橫山、防禦北宋的明顯意圖，恐怕也與控制這一地區的貿易活動有關系。前田正名對這一問題有較為詳細的討論。但前田正名尚未將橫山地區的貿易納入絲綢之路的視野下予以考察，事實上，一些來自西域的商品如香藥、羚角、硇砂等在橫山地區的貿易據點進行交易，或者途經宥州一順寧一線人貢中原，這當屬陸上絲路貿易的范疇。
二、關於秦州路的問題
五代以後需要關註的另一個有關陸上絲路交通的問題就是傳統的秦州路並未失效，甚至在此基礎瞭形成瞭以秦州、熙州等貿易據點為支撐的貿易中心：“天禧元年四月，秦州曹瑋請自今甘州進奉人貢，止於秦州，選牙校同共齎送國信物往彼，不煩朝廷遣使拌送。”“令甘州回鶻進奉，自今並於秦州路出入。”不僅如此，遠道而來的於闐使臣也通過秦州路人貢中原：“元事占元年十月十三日，詔於闐國使，以奉表章至則間歲一入貢，餘令熙州、秦州貿易。”大食、拂棘等國客商也走秦州路：“紹聖三年七月十五日，熙河蘭岷經略安撫司言：‘大食國進奉般次迷令馬斤等齎表章，緣近奉旨，於闐國已發般次來到熙州者，表章進奉物，令本司於熙州軍資寄納。今者大食國乞赴闋，進貢，合取朝廷指揮。《宋史·於闐傳》：“知秦州遊師雄言：‘於闐、大食、拂棘等國貢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供齎，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外夷慕義，萬裡而至。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於宣和，朝享不絕。”這些文獻基本反映瞭宋時秦州路依然發揮著溝通東西的功能。
秦州路的順暢程度恐怕與北宋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力度有很大關系。西夏建國前後，古渭州是北宋在西北所置最西端的行政建制，即今甘肅隴西一帶，因此這裡也就成瞭宋夏疆界的終點。這一地區也成為北宋、西夏和吐蕃相互爭奪的焦點。北宋後期，在與西夏的疆土爭奪中，在熙河路擴展瞭大片疆土。據《長編紀事本末》卷140載，至崇寧三年，北宋在河湟地區的疆土“正北及東南至夏國界，西過青海至龜茲國界，西至盧廿國界，東南至熙、河、蘭、岷州，連接階、成州界。計招降首領二千七百餘人，戶口七十餘萬。前後六戰，斬獲一萬人”。該書同卷又講到“崇寧三年四月乙卯，王厚、童貫引大軍至鄯州……西去青海、青鹽地各約二百裡，置兵將守之”，文中的青海即為今天的青海湖，龜茲可能是指處於祁連山南麓的黃頭回鶻。青海湖以西200裡大致就是黃頭吲鶻的東界，但盧甘國無從可考。可見宋朝基本控制瞭嘣廝噦政權的疆土，誠如史籍所載：“自崇寧元年用王厚之議，再收復湟、鄯，至是，響廝噦之地悉為郡縣矣。”比《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示的北宋秦鳳路的面積要大得多。
此外，學術界多認為，在五代、北宋初期，中原與西域等地的交通恐怕多走靈州道。北宋中後期在西北的疆土有所擴展，絲路商旅多走秦州路，但這也不意味著靈州路就退出瞭歷史舞臺。
三、陸上絲綢之路貿易主體的問題
五代以降，陸上絲綢之路的另一重要變化就是貿易主體發生瞭改變：粟特商人退出絲路貿易的舞臺、回鶻成為陸上絲綢之路朝貢貿易的主體。這兩點認識基本為學術界所認同。此外，筆者認為五代以降，民間的陸上絲路貿易恐怕也多為回鶻所操縱。如前引《宋史·回鶻傳》中回鶻商人在陜西諸路公然貿易、久留不歸的情況的就很能說明問題。不過回鶻為什麼會取代粟特人而成為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操縱者？
第一，回鶻幫唐平叛“安史之亂”，在政治上雙方結為兄弟之好，為其進人中原進行絲路貿易贏得瞭外圍條件。
回鶻助唐討伐安史叛軍似乎附帶政治條件。《舊唐書·肅宗本紀》：“八月壬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之嘉山。……回紇、吐蕃遣使繼至，請和親，願助國討賊，皆宴賜遣之。……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封故邠王守禮男承才案為嫩煌王，令使回紇和親，冊回紇可汗女為毗伽公主，仍令仆固懷恩送承案至回紇部。”“回紇葉護王子率兵人助，勇冠諸蕃，上接以優恩，結為兄弟，故香積之戰，賊徒大敗，遂委西京而遁。”回鶻與唐朝的兄弟之好至少給回紇帶來兩個好處：一是回鶻(紇)道的開通，回鶻有機會控制東西交通的命脈，成為陸上絲路貿易的最大受益者，“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庭、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斂”。二是回鶻在中原內地取得瞭許多“特權”，包括在長安的貿易，“大歷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日：‘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眾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監”。正是在這種寬容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回紇飛揚跋扈，燒殺搶奪時有發生：“大歷十年九月，回紇白晝刺人於東市，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斫傷獄吏。”
第二，在與粟特人的交往過程中，回鶻逐漸具備瞭經營陸上絲路貿易的商業素質。
粟特人借助地處東西交通要沖的有利條件，構建起盛唐時期龐大的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網絡，把陸上絲路貿易推向瞭高潮，同時也見證瞭粟特人極其卓越的商業素質。然而在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屢經戰亂動蕩與反復遷移，粟特胡商中被迫舍產棄業、改弦易轍者不少，不乏貧窮潦倒的下層人民，如開酒肆的酒傢胡、開旅館的店主、賣熟食鬻餅胡和賣蒸胡等。蒲州就聚集瞭大量這樣的粟特胡商。《資治通鑒》大歷十四年七月條：“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食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葛承雍先生認為文獻中的“諸胡”就是善於經商的九姓胡(粟特人)。由於回鶻在內地享受著唐朝寬容忍讓的民族政策，一些粟特商人以回鶻的名義謀取商業利益。當時的馬絹交易中有不少粟特胡商參與，成為回鶻汗國的貿易代理人。在與粟特商人一起經營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過程中，原來以畜牧為生業的回鶻人逐漸具備瞭商業貿易的基本素質：“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建中元八午甚至在回鶻居地出現瞭一些貿易據點和城鎮，例如富貴城、可汗城、可敦城、公主城等。回鶻對北國絲綢之路的經營不僅為內遷後繼續絲路貿易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遼朝維護東西交流創造瞭條件。
第三，絹、馬、茶葉貿易使得回鶻撈取到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第一桶金”。
平叛安史叛軍後，回鶻恃有功於唐朝，在與唐朝進行絹馬交易中獲取瞭巨大的利潤：“回紇恃功，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特詔厚賜遣之，示以廣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回紇使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代宗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匹。”有學者統計，自肅宗至德元年(756)迄回鶻西遷前的80餘年間，回鶻共向唐朝傾銷瞭上百萬匹馬，換回瞭2000多萬匹絲綢。如此數量的絲絹運往西方，其利潤就可想而知瞭。由於唐朝大量的絲絹流向漠北回鶻，給唐朝國庫帶來瞭巨大的壓力：“時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唐朝甚至以拖欠的方式來維持與回鶻之間的絹馬貿易：“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污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遄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競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絹馬貿易使得漠北回鶻路成為名副其實的絲綢之路。
還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也是促成回鶻成為陸上絲綢之路“贏傢”的重要因素。回鶻原本信仰薩滿教，公元8世紀時其首領牟羽可汗將摩尼教定為國教。關於舊鶻改信摩尼教學術界有不同說法，范文瀾認為州鶻興摩尼教，是為瞭得到九姓胡人的真心幫助，是出於商業目的。筆者也認同這一點。《唐史國補》卷下載：“回紇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城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奶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紇有功也。”摩尼師不僅幫助同鶻進行宗教改革，同時進行經濟改革，以使回鶻經濟從傳統的畜牧業向粟特人擅長的商業貿易轉化。但宋代以後，雖然有零星文獻反映境外摩尼師來華，但是西域鶻多信仰佛教，摩尼教基本上失去瞭溝通東西的作用。回鶻除從絹馬貿易中獲取利潤外，茶葉恐怕也成為回鶻人經營的絲路商品。《新唐書·陸羽傳》：“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人朝，始驅馬市茶。”到瞭宋代，茶葉逐漸成為陸上絲路貿易的重要商品：“詔提舉茶場司，於闐進奉使人買茶與免稅，於歲額錢內除之。”可見茶葉已成為重要的陸上絲路回流商品。
結語：
五代以來，是絲綢之路轉型的重要時期。綜上所述，在貿易路線、貿易方式、貿易主體等內容均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出現瞭新的時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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