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茶之心

茶覺先生，食茶交友。

關註

唐開元福建五州 福州（閩縣）（福建觀察使）建州（建安縣）

五代 閩國（長樂府）

北宋 福建路–福州(提點刑獄使·帥司) 建州(轉運使·提舉常平司·建寧軍節度使司)

建茶，建州之茶，古有“建溪官茶天下絕”之贊譽；宋•周絳《西溪叢語》說：“天下之茶建為最，建之北苑又為最；”歷唐宋以降數朝千餘年來聲譽不絕。明末清初，武夷巖茶(烏龍茶類)脫胎於歷史上的建茶，從中演化脫穎而許誕生。明•保喬遠《閩書》說：“宋時建州之茶名天下，以建安北苑為第一，而今武夷貴矣。”閩北茶諺雲：“藥不經樟樹不靈，茶不過武夷不香。”明•徐勃《茶考》栽：“然山中上氣宜茶，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傢，皆以種茶為業，歲所產數十萬斤，水浮陸轉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於天下矣”。建州(今福建北部之南平地區)，為閩江上遊的富屯溪和建溪流域，處於舉世間名武夷山的東南側。商周時代先後為”閩濮族”和“閩越族”的先民生息故地。漢建發初年(142年)，混淆始置4縣，即建安(福建建甌市)、伏、溪壑縱橫，河谷交錯其間，四境之內，叢山秀觀嶺，無不宜茶。主要產區為建溪兩岸的武夷山與風凰山；茶樹遍佈建州、南劍州、邵武軍等三府各縣，其地即現在的南平地平地區，俗稱“閩北”。唐•陸羽《茶經》雲：“嶺南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其嶺(武夷山)東南側的茶含武夷茶、北苑茶、壑源茶、沙溪茶、延平半巖茶、政和白茶葉之總稱，史稱建茶或建溪芽。其茶類有綠茶、白茶、烏龍茶(青茶)、紅茶等四大類，唐宋時稱建茶，即聞北茶葉之總稱。宋宣和年間狀元黃裳在《茶苑》詩中指出“莫道南芽非北苑，須知山脈是東溪”。明確指出建茶產地范圍和地理條件，其時閩北茶均以建茶名聞於世，北苑茶是以地名命名而已。

一、建茶起源於貢茶?

武夷山架壑船棺

貢茶是古代地方官府專門進獻給帝王或國君的鄉上特產，其起源很早。晉•常璩《華陽國志》載：當武王出兵伐紂(公元前1066年)，有許多友幫和庸、蜀、羌、盧、彭、濮八個南方小國率兵來會，把所產之茶，(當時不稱茶，或其別稱)獻給武王“以茶代酒”。當代茶聖吳覺農《四川茶史話•前言》中認為這是極自然的事。建茶起源據《從濮閩向琥王貢茶談起》一文援引《周禮•職方氏》：“叔熊避難於濮，隨其俗，後子分七種，古謂之七閩。”並有漢代經學傢鄭玄援引《國語•鄭語》中：“閩蠻矣”的一句話，以作七閩的註解說“閩為蠻的別種，而七閩乃周所臣服國數也”。按為楚國姓，這就是說古代七閩部落和楚國都是稱為蠻的南方少數民族。2800多年前的督熊居濮地，爾後才有閩；那麼武夷族是濮人的一支。七閩的分佈地域甚廣，包括今天的全部福建，當時處於分散的部落狀態，無統一君長，曾參與武王伐紂的軍事行動。1979年9月，福建考古工作者對武夷山的“架壑船”，進行瞭考古發掘工作，船棺制作年代，經碳14測定，距今3620±130年，上限年代早於殷，也就是相當於夏商之際，武夷山區就有先民居住。懸棺無疑為他們的遺物，通過考古學界調查、發掘、考證，確認為商周時代“七閩”的葬俗•其族號為“閩濮族”，武夷山古代傳說中的武夷君即其君長。“閩濮族”早於閩越王無諸(公元前340—前110年)統治前八百多年。早期活動在閩北山區的福建上著先民，過的是氏族社會生活，由武夷山下的光澤縣“舊二十九都有昂山，'石上有籀文，奇古不可辨。”及光澤上小源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展示出來。吳覺農在《四川茶史話•前言》援引《華陽國志》向武王獻茶的八個南方國中的“濮”與《八閩通志》、《福建史稿》上的“濮”，正是武夷山船棺葬之族屬“閩濮族”，考證相同，史實上符。於是揭開瞭“武夷茶始於周朝之說、值得研究”。從而證實商周時建茶已和蜀茶一道作為茶而問世瞭。再者，“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稱”指出“武夷茶原屬野生，非人力所植，為一老人所發現，切獻茶，死為山神，立廟柏之”。武夷古老傳說是一位自稱武夷君的仙人，奉上天玉帝之命，降臨山中，統治群仙。發現瞭可作藥用的茶葉，為百姓療疾治病，為眾民敬服，因而尊為君長。以為神仙。世上本來沒有什麼神仙皇帝”，所謂神仙也是凡人，被人們神化而已。宋理學傢朱導對神仙作瞭相對正確的解釋：“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神仙所居，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之時，夷落所居，而地拓者（武夷君）即共有長。舊記神仙傳詭妄不足考信，其君長為避世之士，為眾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商周時的武夷君，不正是“避難於誰古七閩”君長。漢元光年間（約元前130年左右），漢武帝封禪名山，命祭祀官領幹魚祀武夷君，寺觀住持以條待客，奉祀官視為神物，取以進獻，頗得帝上出識，命以過茶進貢。宋代文學傢蘇軾憑其生花之妙筆，撰寫瞭“葉嘉傳”。借“茶葉嘉美，嘉木生嘉葉”。以嘉葉二字倒置而取名“葉嘉”為其作傳。反映建茶在時已聞名於漢宮，寓文史於一爐，贊揚瞭歷史悠久的建茶。

二、北苑龍焙的形成

北苑禦焙遺址

建州種植茶樹較早，據地方史來記載：南北朝時（420~589年）茶葉就從“碧水丹山”的武夷山，移值入建安，成為唐代福建茶葉產地。建中時（780~783年）福建觀察使常袞，吸收蒸青工藝，改革制茶技術，“始蒸焙為餅樣”，這就是閩北最早的”研膏茶”，比從嚼葉而有蒸青的散茶，質量有所提高，屬蒸青閉茶，也叫片茶。元和年間（806~820年）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是一封向達官顯宦饋送建州武夷茶的信紮，也是記載建茶最早的文章。信函以擬人的手法寫道：“晚甘侯15人（團茶15片），遣侍齋閣。此徒（指茶）皆乘雷雨摘．拜水而和。蓋達陽碧水舟山之鄉，月油公龕之品，慎勿賤用之”。後世便以“碧水丹山”為武夷之士稱，唐時建茶開始嶄露頭角。光啟年問（885~886年），福建莆田籍進士徐寅《謝尚書惠蠟面條》詩雲：“武夷春暖月初圓，采摘新芽獻地仙。飛鵲印成香蠟片，啼猿溪走木蘭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輕涵翠縷煙”。簡單地提到研膏茶和蠟面茶的揉制時問和地點，說明技茶中的武夷茶早於北苑茶，北苑所制造的龍腦人香的團茶，仍原自武夷。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南唐（946~975年）采茶初制研膏繼造蠟面”，北苑此時始有制茶，而徐寅詩中武夷茶地舉其實，必為唐物，南唐用於北苑制蠟面，實承武夷遺習”廣。林嶺《福建茶事略考》雲：自建茶（北苑）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取”。五代之季，建安之北苑崛起，更令朝野矚目。據《舊唐書》記載；唐時“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茶葉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物品，也成為一個有利的經營項目。建陽出現瞭茶葉經營的機構“玉茸軒”。唐朝末年，建安富戶張廷暉，傢住鳳凰山麓，知其地宜於植茶，開辟瞭百畝茶園，引進當時制茶技術，加上北苑的天然的優質條件，使北苑茶葉“小荷才露尖尖角”。閩龍啟元年（993年），張廷暉為閩國閣門使，便以所居北苑，“悉輸於官，由是始有北苑之名。”北苑為廷貢茶產地之一，距建州府治建安東16公裡的東宮風凰山，俗稱“鳳山”。其地北高南低，後窄前寬，山脊起伏，山前端有一塊高數米的鳳冠巖，遠遠看去，整座山就如風凰匍伏飲水，鳳山因之得名。“鳳山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巖，而崗阜環抱，氣勢柔秀，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矣，故四方以建茶為目，皆日北苑”。閩國時，鳳凰山傍舊壑源日沙溪，皆產茶，官焙三十有二，分佈四個地方，即東山 14個焙，南溪 12個焙，西溪4個焙，北山 2個焙，北苑龍焙是東山 14倍之一。“私焙十有四，內園三十六，外園三十八，內園以上供（貢茶），外園以備賜予，此時壑源山為最”。天德年間（943—945年）王延政叛閩，在建安稱帝號富沙王，將外人在建州開墾的茶園，均占為官有，官傢茶園規模擴大瞭，致“每年春季開采之季，建州都要從所轄的六縣（包括武夷山），派數千役夫，前往建安制造官條。富沙王禦殿左有甘露堂，堂前有兩株茶樹，鬱蔥婆省，呼為“清人樹”（建茶樹第一個花名）。每歲春初，命宮妃嬪墻或摘新芽作舞，堂中設“傾筐會”，極為熱鬧。閩國滅亡，建州屬南唐，負責征稅事務官員潘承佑，將鳳山附近茶園收為官有，鳳山以外的茶園還給民傢民間范焙（私焙）所造之茶充稅交納。後主李煜派擅長制茶官員為北苑使至建州指導和監制禦用龍鳳團茶。為保證禦茶質量，創建“北苑龍焙”。通過“鬥茶”的形式，采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開始取代唐時一些名茶，其中京挺、的乳、骨子等品名列前茅，年產已達五六萬斤。南唐每年從建州搜括去茶葉為數不少，公元958年，李煜一次就向後周進貢的乳茶30000斤。此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含各縣私焙），其中官培36所，“方其春蟲震蜇，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觀，故建州人謂至建安不可不詣北苑”，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瞭。北苑龍焙主要制作研膏茶，其法是茶芽過蒸後，碾成膏狀，然後莊成餅樣，中間留有孔洞，焙幹後，十餘洪串為一串。“建州大團，狀類紫筍，又若今之大膠片，每軸十餘片。”後來，由於研膏味苦澀而濃重，便改制蠟面茶，其制法是通過擠壓，去掉部分茶汁，減輕苦澀味，在加工過程中加人龍腦等香料，用以調和茶湯滋味，臘面茶質地較細，表面光潤如脂，所以南唐後主賜名以“蠟面”之稱，蠟面茶人香是後來花茶之起源，茶葉窨香之雛形。宋開寶八年（975年）南唐李煜當瞭宋朝俘虜，北苑龍焙及各地官焙歸宋官傢經營。宋太宗派福建漕使到建州監制“龍鳳貢茶”，人貢數量初時雖不多，但耗資頗巨。據《福建之茶事略考》記載：“當時建州年產茶五六萬斤，每年貢茶二三千片，約300餘斤，其龍風更少”。咸平年間（998－1003年）每年貢龍鳳茶不過400餅。

三、建茶出現龍鳳盛世

龍團鳳餅也稱蠟面茶，是建安一帶對團茶、餅茶的俗稱。

北宋時，茶園大多數是民間種植經營，建州官營集中於北苑，因此，建條較為突出而進人鼎盛，首先是名品迭出，“龍鳳”出世，不斷更新。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太宗為瞭“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人貢”，便派遣禦茶使來到建州，監制龍鳳茶。龍鳳茶制造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菜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龍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帝王象征，鳳代表著吉樣，龍鳳茶就不同於一般凡茶，以別庶飲，顯示瞭皇傢的尊貴。據說，烏龍茶的演變及命名，可能是由建州龍團演化而來的。由於宋太宗派遺北苑使專制貢茶，北苑茶升級為北苑禦茶，建州北苑便是來代貢條制作中心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為紀念“龍鳳盛世”，慶歷戊子（1048年）北苑使在鳳山對岸的焙前村附近的林壟的山坡上，摩崖記載瞭“北苑榮事”刻石兩處。其一文日：“建州東風皇山，厥植宜茶惟北苑；太平興國初始為禦焙，歲貢龍鳳。上柬、東宮、西幽、湖南、新會、北溪屬三十二焙。有署暨亭榭、中日□茶堂，後炊泉，前引二泉曰龍鳳池。慶歷戊子仲春朔柯適記。”石屏高約3．5米，寬約6米，全文約200餘字，年代已久，字跡模糊難辨。為閩北茶史研究提供瞭珍貴的資料，證明唐末宋初，在鳳凰山確有一片茶園，與《宋史•食貨•茶》載：“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制愈精，數愈多，款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的記載一致，貢茶數額如此之大，真可謂龍鳳盛世。咸平時（998—1003年）福建轉運使丁謂造“龍鳳初出世，名譽滿京華，龍團鳳餅為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如“樣標龍鳳號題新，賜得還因作近臣”。慶歷時（104—1048年）福建轉運使蔡襄造“小龍團”，更勝一籌，有譽之為“臺閣勝士”。元豐時，有旨造“密雲龍”，更精絕於小龍團，堅定瞭龍團鳳餅之名。此後，建茶“名益新，品益出”，建茶之品遠出吳會諸茶之上，建之武夷，堪與上國抗衡，但產量不多。紹聖間（1094—1098年）改制“瑞雲翔龍”，還有“興國巖誇”（武夷鬥品）、香口焙誇，上品揀芽。宋徽宗時（1101—1125年）“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野。大觀年間（1107—1110 年）有白茶與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為第一。接著又制出貢新誇、三色細芽（禦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貢新誇一出而瑞雲翔龍遂居下矣。政和二年，改制銀針，試新誇、新收揀芽、太平嘉端、長壽玉圭。宣和二年(1120年）鄭可簡創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隻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泉水漬之，光明瑩潔，好似銀線一般。同時廢白、的、石三乳鼎，造花誇二十餘色。如上林第一、龍鳳英華、啟沃承恩，龍苑報春，無疆壽龍等。北苑貢茶分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佳為細色綱，武夷鬥品的興國巖小龍、興國巖小鳳列在此綱；自四織以下都是粗色綱；上號粉色細內有延平石乳等。在一個世紀內，建茶名品從十餘種增至四五十種；其次是產量遞增，經久不衰。真宗時（998—1022年）年產茶30餘萬斤至元豐時（1078—1085）年產已不下300萬斤，以龍塔初興，貢額殊少，累增至元符（1098—1101年）以片計者一萬八千，視初已加數倍。大觀年間，僅歲茶就達 21．6萬斤。建茶產量不如東南諸路，但制茶技術與茶葉質量，建茶則獨樹一幟，遠勝他處。當時“產茶者將七十郡，惟建州出茶有焙，日數千工，聚而造之《宋史•食貨志》說：建茶既薰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北苑為建州貢茶制作中心，州屬各縣，新茶收獲之後，茶鄉便出現“林下雄豪先鬥美”的鬥條熱烈場面，產生出“鬥品充宮茶”運抵北苑精制。北苑禦焙為創名品，制費往往不惜工本，投入巨資。如小龍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貢額巨大，貢期緊嚴、給茶農帶來極其沉重的負擔。徽宗趙佶為瞭使“縉紳之上，韋佈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以建州北苑為背景，寫瞭《大觀茶論》。在文中寫道：“本朝之興，歲修建茶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皇帝的贊賞，建茶得至高的榮譽，進一步推動瞭建茶的發展。北苑龍鳳茶發展的同時，壑源亦出團茶，四方有名。壑源與北苑為鄰，山阜相接，才二裡許，其產之茶甘香，特在諸培之上。在咸平年間，創制瞭“石乳”茶，上貢朝廷，得皇上的稱贊，石乳茶一舉成名。丁謂說：“石乳出壑源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詩人黃庭堅對壑源稱贊道：“吉（密）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捆奩碾香供玉食。”

四、蒸青散茶應運而起

元朝時，政府加強對制茶業的控制，至元十七年(1280年）“置榷茶都運司於江州，總江視荊湖福建之稅，茶稅也在不斷增加，福建路稅從1200錠，至延右五年（1318年）增至289000餘錠，“視原額幾及三百倍。”重稅阻礙瞭茶業發展。元朝提倡制作蒸育散茶，減輕人力、財力負擔，為飲茶者普遍接受，制蒸青散茶區各地逐漸興起，所以散茶順應瞭歷史的發展，元朝飲散茶已較普遍，從此，北苑私培向散形茶發展，其茶業漸趨衰退，名氣不如昔日。許次紓《茶疏》說：“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朝最重建州，至今貢芬兩地獨多，陽羨僅有其名，建茶（此指北苑)亦非最上，惟武夷雨前（散茶）最勝”。主要原因是北苑龍團制作極糜費，最盛期制造一斤團茶，要花600多茶工，北苑茶貴重，背棄瞭商品價值，從此，建茶開始走下坡路。

明太祖 朱元璋畫像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明太祖為減輕民間負擔，下詔罷貢建茶（武夷禦茶園和北苑龍焙的茶），惟茶芽以進”，於是北苑貢茶結束瞭從南唐以來持續400多年的貢茶歷史。北苑罷貢，鳳凰山茶樹歸屬民間，茶區與其他行政區合並為吉苑裡，隻留下“東焙、西焙、焙前及後焙”等自然村名，北苑之名隨之消失。

五、武夷茶脫穎成名

禦茶園

武夷是歷史悠久名山，“名山必產靈草”。南朝齊（560—565年）文學傢江淹：“皆淹珍本靈草，皆淹平生所好”已以“靈草”之名載人史籍。武夷茶“臻山川精英秀氣所鐘，品具巖骨花香之勝”商周時面世之後，歷經漢唐以降歷朝、迨至建國後，品尤異，名目繁多，享譽上千年，馳名海內外。月團雲腴哪易致，山苑野市井偏”。和宋之前，“道阻未通，川壅未決，山川尚。”南唐保大年間，武夷屬建平縣一座小山鎮，雖有名茶，但“芽未露，名不揚”。武夷茶在史書上很少看見。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天寶七年（748年），玄宗封天下名山，派登仕郎顏行之到武夷立“名山大川”碑並“申樵采之禁。”在一定程是限制瞭武夷茶生產；其二，唐宋貢茶、首稱陽羨，而後北苑龍團著稱，武夷茶被聲勢浩大的北苑茶掩蓋，武夷茶故無法著稱；其三，與江淮茶區大發展有關，封演的《封氏聞見錄》說：“茶自江淮來，舟車相繼，所在山，色額甚多。”江淮交通方便，提供瞭大量茶葉，而建州隻有驛道，運輸不易，武夷茶巖壑所生，數量極少，多為所冠種制，能提供者甚少，為聲勢浩大的。草茶”所覆蓋，自然名聲不揚，無怪陸羽《茶經》隻說建州茶，不等於夷於茶。北宋是我產制茶技術進人變革時期，建茶從生產蒸青散條進入蒸青團茶。“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為“選美”在建州各茶鄉春茶下鄉之時展開“鬥茶”比賽，武夷茶在“鬥品充官茶”篩選中奪魁，以其品優異，列人貢茶錄行列，如興國巖“小龍、興國巖揀小鳳、興國巖揀芽等納人貢茶。“茶出武夷，其品甚佳，宋時造充貢”。宋朝南渡之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武夷山成為理學名山，崇安縣有“閩邦鄒魯”之稱，武夷山更。“道用理窟”之榮。朱熹在五曲創建武夷精舍聚徒講學，招友論道，文化名流薈萃山中，鬥茶品茗，詠茶賦詩以茶促文，以茶論道，極一時之盛，武夷茶事因之大興。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雲；“商山丈人體茹芝，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百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他盛贊武夷茶之精，使商山四皓喝瞭武夷茶，一定不再吃靈芝瞭；伯夷叔齊如果見瞭武夷茶，一定不再采該充饑。由於武夷茶味勝於酒，茶效優於藥，於是人們不產喝酒、不買藥而喝茶，所以出現酒價減百萬，藥市無光輝瞭。人們都會同聲贊揚武夷茶，“不如仙山一啜好”。過歐陽修、范仲淹、梅聖俞、陸務坡、黃庭堅以及瞭謂、蔡襄等名人從而張之，武夷茶脫穎成名。唐宋揚起的茶聲，為創建禦茶園奠定有利的基礎。武夷茶逐漸取代北苑茶而成為正宗貢茶。“宋貢茶首和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未著，至元設場於武夷，遂與北苑並稱，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明•趙孟《茶壇記》寫道：“'武夷仙山也，巖壑奇秀，靈芽茁焉，世稱石乳，厥品不下北苑之下，然地嗇其產弗及貢時。”元前至元十四年（1277年）福建行省平章高興，在福建為官，素知武夷茶品第一，上京之際遂人武夷，佑觀上持以“石乳茶”敬客。高興“羨芹思獻，始謀沖佑道士、摘焙之作貢”。親監制石乳二斤進獻，得元帝忽二烈賞識，於是在大德乙亥（1299年）命其子元住到武夷督官監制石乳。“歲貢二十斤，采摘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年）高久住監制武夷茶有功，上命領其事（制貢茶）。次年，選定陳氏希賀堂故址，地在九曲演之四曲溪的平圾處，創建皇傢焙局，稱之為“禦茶園”，獨立定貢。武夷禦茶園建築巍峨、華麗，完全按皇傢的格局構建。正面有仁鳳門，迎面就是拜發殿亦名第一春殿，旁構列合30餘間，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雲橋，又有通仙井，上復以龍亭，皆極丹陛之盛”禦茶園設有工場、上員、場瞭，主管歲頁之事。貢額累增，采摘、制茶的山戶從八十增到二百五十戶，采茶20斤增高360斤，恢復制龍團5000餅。嘉定三年（1326年）崇安縣令張端本，在禦茶園左右側各建一場，懸掛“茶場’大匾。至右二年（1331年）建寧總管暗都刺在通天井之畔，築五尺高臺，稱喊山臺，山上有喊山寺，供奉榮神。每歲驚蟄之日，禦茶園官吏偕縣丞等，要登喊山臺，祭祀茶神。祭文曰：惟種，默雲契機，地鐘和氣，物產靈芽，光春特異，石乳流香，龍團佳味，貢於天子，萬年無替，資爾神功，用申當祭。祭畢，隸卒鳴金擊鼓，鞭炮聲響，紅燭高燒，茶農擁集臺下，同聲高喊：“茶發芽，茶發芽，”聲徹山谷，回音不絕。在迥蕩嘹降亮的喊山聲中，通仙井水漫漫上溢，有“茶神享醴，井水上溢”之說。茶農稱通天井水為呼來泉，這無非為禦茶增添一種傳奇色彩。武夷禦茶園創建，貢額大增，武夷茶聲日益擴揚：上供茶，天下（指全國）供額止4003斤，而崇安（武夷山市）達941斤。”幾乎占全國貢茶歲額的四分之一。禦茶園的設置，使武夷茶業繁盛一時。文人墨客多有品詠。詠禦茶園裡茶叢生長之勢如“百草逢春未敢花，禦苑蓓蕾拾瓊芽，武夷真是神仙境，已產靈芝又產茶”；詠采摘禦茶如“采摘金芽帶溶新，焙芳封裹貢楓宸，山靈解識君王重，土脈先回第一春。”驛道上車馬粼粼：““歲簽二百五十戶，須知一路皆驛騷。”在武夷山從事茶葉生產的山農備嘗貢茶之苦，為免歲貢及官吏青丁勒索，紛紛離鄉背井，茶山因之枯荒。清朱夷尊《禦茶園歌》雲：“君臣第（但）取一時快，詎知山農摘此田不毛。先春一聞省帖下，樵丁芻菜粟粒芽，采摘獻天傢。火分一二候，春到初次嘉。壑源難比擬，北苑敢矜誇。貢自高興始，端明千古污。”前者描述茶農備受騷擾，離鄉逃貢；後者評述禦茶園功過。功在於武夷茶經歷瞭貢茶、悉心栽培和精工制作，提高瞭茶葉品質，促進武夷茶的發展，獨秀茶壇，稱雄建菜；過在蔡襄等造茶得高官，制作禦茶勞民傷財，茶農不堪騷擾，傾傢蕩產，禦茶園山農曾一度起義，燒毀禦茶焙局，茶樹枯死，茶山荒蕪。可是地方官吏還不罷休，“景泰年間茶久荒，喊山歲猶供祭費，輸官條購自他山。往年薦新苦黃冠，遍采春芽三日內，搜盡深山粟粒空”。每年歲貢寺院道土”遍采春芽…搜盡深山”還是不夠貢額，難以應付地方官吏的勒索，茶園荒蕪，還要年年負擔喊山祭費，上貢茶額不能減免，隻好到江西購“他山茶”來交納貢茶。康熙癸末（1703年）進士查慎行嘆道：“朝廷玉食自不乏，何用置局籠丘樊，茶兮爾何知，仍以爾故罪黎元”。明代前期，為避免重勞民力，“政府不貢建茶，即貢，亦備官中濯瓶盞之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庚子詔：建寧府歲貢上供茶，聽茶戶采進，有司勿與。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茶芽以進”。開始禁止碾揉蒸青團茶，而改制“探春”、“先春”、“紫筍”等散茶，其後武夷又制“雨前、松蘿、靈芽、仙萼、白溶等名茶，屬於炒青綠茶類，是以幼嫩，早采為勝，武夷產量已非常可觀。嘉靖三十六年（155年），禦焙遭毀，茶山荒蕪，建寧郡守錢業，奏請免解武夷茶，將歲編茶夫銀 200緡解府，造辦解京茶，改貢延平蓼地。至此，延續瞭300多年的禦茶園歲貢告止，完成瞭歷史使命。“官令禁絕民蒙惠，嗣後巖茶亦慚生。”在明末清初，武夷茶從洲地向三坑兩澗轉移，通過制茶技術改進，首創瞭“綠葉紅鑲邊”的烏龍茶。

六、延平半巖茶趨步入貢

“茶出武夷，其品極佳，宋時制造充貢，延平半巖茶次之”。延平半巖茶同屬建茶范疇，宋時品質僅次武夷，故禦茶園裡貢，明初，半巖條取代武夷茶，而為明朝貢品。延平貢茶產地半巖，在三千八百坎中段的蓼地，據周亮工《閩小記》記載：“前朝（指明代）不貢閩茶，間有采辦，皆劍津教地所產”。據茂地鄉的《葉氏族譜》謂“今茂地古稱軍地，屬梅南裡，在城北40裡，今茂地及其附近的茨坪、半巖、裡巖，外巖皆產茶，尤以品質優良著稱”。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南平就開始制茶人貢，其產地為“劍浦（指南平）、將樂、順昌、沙縣、尤溪五縣，延平所產的“石乳”，“清平可鑒，風韻甚高，凡十色，皆宜和二年門(1120年）所制。其時，延平石乳已列入北苑貢茶錄，為貢茶綱之一。北宋王存《元豐九域志》記載：“南劍州的劍浦，土貢茶110斤，同時有劍浦，雷大熟、蒙洲、遊坑、汾常五座茶焙”。清道光年間（1821—18SO年）茂地半巖茶傾銷國內外市場，出口量12O00多擔。光緒年間（1875—1892年）茂地、裡村、王臺、大歷、嵐下、大洋等地遍佈茶山。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緒二年（1876年）俄商曾在延平創辦第四、第五磚茶廠二座，年產紅磚茶2000多擔，運銷俄國及東歐市場。民國初年，因茶商唯利是圖，茶葉摻假現象嚴重，以致信譽不佳，茶葉滯銷，茶廠相繼倒閉，茶園荒蕪，普遍村莊毀茶栽杉。此後十餘年，南平半巖茶在國內外市場銷聲匿跡。

七、烏龍茶脫胎於建茶源出於武夷

武夷金獎肉桂（購買聯系小編）

烏龍茶的誕生，也象其他茶類一樣，很難說清它的具體時間，但它不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源遠流長；應該說，它是脫胎瞭歷史上最早的茶類，從中演化而來。茶葉專傢張天福在他的《福建烏龍茶》一書中說：“烏龍茶的起源可能由宋代建州龍團鳳餅演變的。明朝洪武初（1368年）罷造龍團改制散茶，制法相應改革，品質不斷提高，香味濃鬱，色澤偏烏，可能因此而標名為烏龍”。明朝景泰年間（145—1455年）武夷禦茶園罷貢之後，茶山荒蕪，茶樹枯荒，官茶衰落民茶興起，茶樹的栽培向三坑兩澗轉移，從此後武夷巖茶漸興，茶農首創烏龍茶“做菁”新工藝、師承北苑'真香’，發展形成烏龍茶獨特香氣。福建自唐代有瞭茶葉生產以來，武夷山一直是全國矚目的茶產地，而烏龍茶是承襲武夷茶制法而創新。主任在《烏龍茶發展史品飲藝術》中關於烏龍茶的起源時說：“迄今我們見到的敘述烏龍茶制作方法的最早文字史料，以1717年曾任崇安縣令陸廷燦所著《續茶經》所引瞭草堂《茶說》最為明確”。這就說明烏地茶的起原與武夷茶葉生產有著歷史淵源的聯系。明末清初，武夷巖茶的特點和炒制方法，《續茶經》引王草堂的《茶說》是這樣論述的：“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謂之頭春。茶采後以竹筐勻鋪，架於風日中，名曰曬青；候其青色漸收，然後再加炒焙。陽羨片，隻蒸不少，火焙而成，松羅、龍井，皆炒不培，故其色純，獨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攤，攤而鹿（搖動），香氣發越即炒，過時不及皆不可。既炒既培，復揀去老葉及枝蒂，使之一色。”烹之天然真味，其色不紅。《茶說》所述，完全是武夷茶延伸演化成武夷巖茶（烏龍茶）至今始終未變的傳統技藝。這些記載與當今烏龍茶制法及品質的“三紅七綠”的要求是相同的。由此證明烏龍茶制法，在王草堂《茶說》之前，在茶葉生產上已廣泛應用，而且有一定流傳時間。陸廷燦《續茶經》在1734年，其引用《茶說》當然更早。《茶說》總結性地對武夷巖條初制工藝的概括，其形成時間應更早於文字。有說烏龍茶是1837年由安溪蘇龍移植於建甌•以“蘇龍”與“烏龍”諧音命名的茶樹品種制成的，從時間上已晚於《續茶經》100多年。又有說烏龍茶是安溪人到武火山制造的，眾說不一，傳說出傳說，事實勝於傳說。足資佐證烏龍茶起源於武夷的文字資料，更有明末清初在武夷山為僧的閩南籍僧人釋超全，原名阮錫（1625—1711年）的《武夷茶歌》和稍後的《安溪茶歌》。武夷茶歌》說：“凡茶之候視天時，最喜晴天北風吹。若遭陰雨風南來，香色頓減淡無味。近時制法重清，漳芽漳片標名異。如梅斯馥蘭斯馨，大抵焙時候香氣。鼎中籠上爐火溫，心閑手術工夫細。”釋超全所述的武夷巖茶不但其制法與現代烏龍茶制法相似，而且鮮葉原料也是俟嫩稍生長形成駐芽（粟粒芽）時采摘下來，其制成的茶比過去更為品質優良，更為清水（方言：好的意思）。說明烏龍茶類至遲在十七世紀中後期就在閩北武夷山形成。烏龍茶類中的武夷巖茶是在鮮葉適制性的基礎上，采取細微的復雜的技術措施，創造出半發酵的“綠葉紅鑲邊’他巖茶。在色香味上具紅綠茶之長，制成具有巖骨花香的優質巖茶，為其他茶類所望塵莫及的。明神宗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東印度公司首次從澳門收購建茶，經爪哇輸往歐州試銷，幾十年以後，武夷茶風靡英倫三島。1762年瑞典植物學傢林奈在《植物種名》書名，用Bohea（武夷變種）代表中國茶。幾十年後，茶葉竟發展成為歐人日常必需的飲料，並“以武夷茶為中茶之總稱，且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武夷遂辟一新紀元矣”，由於武夷茶名揚四海，銷量劇增，此時“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送傷巖茶樣，先炒後焙不爭差”武夷茶在外銷市場銷量日益擴大，供不應求，安溪茶農施展他在武夷學得的制烏龍茶的技術，於是仿照巖茶的制法，造制烏龍茶，一時真偽難辨。同時，閩南和廣東的茶商競相在閩北的建歐、水吉、武夷山、赤石等地，買山設莊、人山收購毛茶，運回閩南再加工，甚至經拼配成各有特色，各有銷路，各有牌號的商品茶，暢銷南作各地。烏龍茶制作工藝，大約在1670年從閩北經沙縣傳入閩南，於是“溪茶送傷巖茶樣”，安溪烏龍異軍突出，達到真偽難辯的地步，外國輪船駛人泉州地官方以奇貨可居，獨攬瞭烏龍茶外銷，一時巖茶難得，將澳榮與巖茶拼配外銷，逐漸在安溪發展茶戶，於是安溪烏龍與閩北烏龍並驅，溪茶與夷茶遂形成福建烏龍茶兩大產區，總之，建茶之烏龍茶類誕生，促進南北兩大茶區的發展，以及相繼向廣東，臺灣傳播，作出瞭卓越的貢獻。

八、五口通商促進建茶的繁盛

五口通商後福州港口繁榮景象

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瞄著五口通商，海運開禁，對外貿易的商品經濟開始沖擊我國千百年來閉關鎖國的自給自足的封建主義經濟基礎。作為占有福州、廈門兩大通商港口優勢的福建，其茶葉生產在通商貿易不斷擴大的形勢下飛速發展，走向繁榮昌盛。據《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記載的1843—1859年福州口岸茶葉出口數量及在全國所占比例中的1895年茶葉總出口量110915200磅，福州口岸出口 4659400磅，占總出口量42％。再據海關資料的記載：光緒四年（1878年）福建茶葉出口量達80多萬擔，約占當時全國年出口總量的二分之一。當時閩北烏龍茶與紅茶、綠茶、白茶等花色品種，在對外通商的歷史潮流中，齊頭井進。在五口通商的有利於茶葉貿易條件下，烏龍茶生產規模逐漸從小到大，迅速發展。建茶主產區的崇安武夷及建伍水吉及附近區域，由於當時武夷處古驛道的格扭，既為外省“人閩之孔道”，也是福建南來北往之必經道路、武夷赤石便成為建茶——烏龍茶、紅茶、綠茶的集散地。1818年，清政府規定建茶必須從陸路運銷，經江西運往廣州出口。1838年從廣州出口的建菜達1．5萬噸。1853年太平天國起義軍打到江蘇、江西一帶，傳統運輸線中斷，外國茶商曾千方百計謀求開辟福州菜市，想借此打破廣州茶商對茶葉貿易的壟斷的目的。福建巡撫王懿德奏請“由海運招商赴崇（武夷山市）運茶至省，聽洋商販運出口”。從此，閩北山區生產的茶葉基本改道由福州出口，茶市從廣州改為福州，武夷茶可順閩江幹支流而下，運輸費用大大降低，因而降低成本、提高瞭利潤，引起瞭“種茶熱”。郭柏蒼《沁泉山館詩》雲：“年來通商號令行，窮黎遍亭茶山利。高阜小山恣鏟除，百萬良田一朝棄。”崇安《五夫子周志》載：“道光咸豐之示，人皆種茶”。“清季五口通商，民競業技”。《建甌縣志》：咸豐同治間，裡之鐘山（北苑遺址），“復有客氓至此開墾，普及茶區”。邵武縣“自咸豐初年開種茶山，汀（州）廣（州）江西客民群焉革集。政和“初無多茶，自洪楊亂（太平天國起義），始謀佈種。”延平、順昌“咸（豐）同（治）年間，無論大鄉小鄉，十傢有二三傢有茶山”。總之，閩北各地自清咸豐以後，茶山大片的開辟，茶樹“漫山遍野，愈種愈多。”各郡伐木為坪，且廢良田，估茶取利，五夫子裡亦成瞭崇安生產茶葉專業區。桐本正山小種的主要產地，居民咸以茶為業。茶產區以武夷山擴大到全閩北，宣統二年（1910年）全區茶樹面積61940畝。十餘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閩北茶葉出現瞭烏龍茶三個品系齊頭並進的發展之勢。其一，武夷巖茶從原有的單株選育成名叢，除內桂茶之外，有大紅袍、鐵羅漢、白雞冠、水金龜等名叢，以及引進的水仙、奇蘭、桃仁等良種，肉桂成為武夷巖茶之上品。其二。匝寧禾義裡大湖發現的水仙良風發展至建歐南雅的“南路水仙”。其三，當地的工夫茶，“建歐所出功夫茶年以數百萬計，實超過宋代而過之。”為武夷巖茶尤甲於全省，前清光緒中年，崇安茶葉之輸出者，有茶有 60萬斤，價值 20萬元，占崇安縣對外貿易的首位，當時全縣有巖茶廠 111餘傢，傢庭小型的有千傢。范行茶莊僅赤石與莊村就有85傢。民國元年（1912年）至十年（1921年）有茶輸出 30萬斤，平均價值50萬元，紅茶10萬斤，價值15萬元之譜。民國十年（1912年）至十五年（1926年）青茶20萬斤、紅茶10萬斤閩北之茶，由福州幫、漳廈泉等幫。向崇安、建陽、建歐、政和、邵武等地采辦。銷售南洋、安南、泰國（以上青茶）英、俄（紅茶），凡墾殖販運者，多為本地人，此中因享其利而起傢比比皆是，崇安下梅鄒茂章資本不下百萬，故有“金崇安”之稱。清咸豐年間(1816年）詹盛齋開設金困茶莊於建甌，經營烏龍茶、以其茶葉色澤細潤，香味醇厚，著稱海外。1910年南洋第一次勸業會上，金困、泉陽、同芳星等茶莊茶品獲“金質獎”。1914年巴拿馬萬國展覽品賽會，詹全囫茶品獲一等獎，楊瑞圃、李泉豐茶品獲二等獎，從此，建茶出口蒸蒸日上，品質漸優，國際茶市上建茶聲譽大振。1872—1877年，俄商在南平、建甌、南雅、三門、太平等地設“磚茶廠”。據《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記載：單1877年俄商從建寧府（閩北）攜帶口子稅單運往福州出口的磚茶為3505擔，嗣後建茶之“南路水仙”出，並采用拼配新法調和茶味，建歐茶業再興，僅建歐城關有小型精制茶廠30餘傢。1917年倫敦茶市關閉，建菜銷售額直線下降，茶葉市場一步一步縮小，茶葉生產一度頻於絕境．幸好民國初，福州花茶銷路漸漸轉好，閩北的建匝、政和、建陽也相繼管制花茶，花茶出口成瞭福建茶葉出口的支柱，挽救瞭建茶，使之生產逐漸恢復。抗日戰爭爆發，出海口岸被封鎖，出口最再次下降，1941年福建出口社為 16．6萬多擔，漸漸降為年產十均僅4萬擔。民國27年（1938年）九月福達農業改進處茶葉改良場來命由福安遷崇去並設辦事處於武夷山麓的赤石。1939年省貿易公司與中茶公司合組辦示范茶場，設廠於赤石金山，資本100萬元，積極改良閩北茶業工作，由於戰事海運禁通，原茶無法出口，該場經營瞭二年另四個月停辦。1942年10月，財政部貿易委員會接收該場，由當代茶聖吳覺農與一批茶葉專傢組建“武夷山茶葉研究所”，主要任務是從事“茶樹育種、栽培，茶葉生化研究”。1945年11月，雖被政府下令停辦，但為武夷山茶樹良種的繁育與推廣，恢復發展建茶奠定瞭基礎。據1934年福建省統計室調查，1941年武夷巖茶產量約為400320斤，比前略有起色，可惜曇花一現，經二三年復又衰落。

抗日戰爭結束，解放戰爭開始，閩北茶葉沒有喘息的機會•茶座倒閉三分之二，大片茶園蕪荒，茶農破產邊條又經歷艱難，直到解放前夕，以武夷巖茶為上產的註茶一落千丈。

舊社會留下的建茶興衰史，新中國成立之後，經人民政府的扶植、墾復、技術革新，以及茶葉價格的利農政策，建茶又欣欣向榮，揚名海內外，新的建茶史有待譜寫。

作者：福建省武夷山市茶葉學會 鞏志 姚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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