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直接撼動瞭主流經濟學的兩根支柱之一：理性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另一根是均衡）。對此，主流經濟學傢與行為經濟學展開瞭關系地位和飯碗的激烈攻防。主流經濟學傢提出瞭若幹抗辯，而行為經濟學傢則一一予以反駁。

第一個抗辯是，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並不妨礙人做出理性的決策。就像著名經濟學傢米爾頓·弗裡德曼所說的那樣，不懂撞球背後的數學和物理原理，不妨礙人成為一個撞球高手，“仿佛”他知道背後的科學道理一樣。因此，不懂得邊際分析，也不妨礙人作出效用最大化選擇，人也會表現得“彷佛”他懂得經濟學原理。對此，塞勒作出的反駁是，米爾頓的解釋適用於專傢，而不是普通人，就像不是每個人都是撞球高手，也不是每個人能夠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

第二個抗辯是，行為經濟學中所做的實驗，通常不涉及較高的利害關系，實驗參加者由於不會認真對待，所以會表現出種種非理性行為。如果“誘因”足夠強烈，人就會因為認真對待而表現出最大化效用的理性行為。塞勒則指出，沒有任何經濟理論和實踐曾明示或暗示，經濟學隻適用於利害關系高的問題。行為經濟學傢在實驗中改用真錢做賭註，增大實驗對象面臨的誘因，已發現的非理性行為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為明顯。不僅如此，還有行為經濟學傢發現瞭“偏好逆轉”，即在某一情景下人偏好A甚於B，但轉換一個場景（比如由買傢身份轉為賣傢身份），人又會表現的偏好B甚於A。偏好逆轉現象表明偏好並非是穩定不變的，而離開瞭穩定不變的偏好，效用最大化更是全然沒有用武之地瞭。

第三個抗辯是，雖然人在行為經濟學的實驗中會表現出非理性行為，但在現實中人會學習，尤其是從犯錯中學習，而人學到的經驗會避免他繼續犯錯，從而表現出行為的理性。對此，塞勒指出，在現實中，很多事情沒有或隻有很少的能夠從犯錯中學習的機會，例如考大學或擇偶。不僅如此，“學習”的抗辯與上面“誘因”的抗辯是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的。根據“誘因”的抗辯，人在重大的、沒有多少學習機會的事項上會表現得更為理性。但根據“學習”的抗辯理由，人在平凡瑣碎上因為有更多的學習機會而應該表現得更為理性。

第四個抗辯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會規范那些行為不當的人，對於復雜難以解決的問題，人還可以求助專傢而作出理性決策。對此，塞勒認為，“看不見的手”是一種難以言明的神秘力量，傳統經濟學傢之所以求助於這一概念，是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其他合理方式能夠得出市場可以將人轉化為理性主體的結論。同時，在市場中要想找到不存在利益沖突的“真”專傢，也是不容易的。

總之，傳統經濟學對於行為經濟學對效用最大化理性行為假設的質疑提出瞭“仿佛”、“誘因”、“學習”和“看不見的手”四大抗辯，但並不能抵抗住行為經濟學的攻擊。正是這個原因，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忠實擁躉，也開始慢慢改變或修正其觀點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