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是當代人對於宋代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也許會想到“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杭州。而在宋代還有一個得到長足發展的貿易城市——“刺桐城”。《刺桐夢華錄》梳理瞭泉州的城市經濟發展史，這座令馬可·波羅贊嘆不已的城市一度是一座匯聚著來自海內外各地經濟與文化的夢幻之港，而又在近世閩南區域性經濟衰退中失去瞭它昔日的地位。（註：本書表述的“近世”接近日本京都學派提出的宋元至明清的“近世”，而目前日本學界的新認識為“明清近世論”。）

一

宋初的貿易開放促進瞭泉州為中心的閩南地區的發展，地方經濟顯著增長，海外投資和外國人定居閩南明顯超過前一時期，當地與海外市場的聯系穩步發展。貿易的性質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部門，經歷瞭從轉口貿易向轉口和地方商品出口相結合的混合型貿易的轉變。地方制造業和對外貿易同步發展，高成本工業如陶瓷產業和鐵器生產受到鼓勵而進一步發展。同時，農業的商品化導致大量土地和農耕資源被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大米進口數量不斷增加。由於這一時期全國的大米價格，除戰爭時期外保持瞭較低水平。閩南又在貿易中賺取瞭巨額利潤，能夠擔負起這種中等規模大米進口的費用。作者認為一方面種植海上貿易中高利潤的經濟作物，另一方面在別處購買價格相對低廉的口糧，對閩南來說是比較合理的經濟選擇。

在閩南區域內，經濟部門的整合和區域內不同地區的整合變得相當明顯，這些相互關聯的發展體現瞭閩南的地方資源被高效利用的現實。這一時期，閩南的經濟表現十分均衡，整個區域分享著空前的繁榮，經濟機遇向閩南廣大階層敞開瞭大門，造就瞭眾多經濟成功人士，這種現象稱為“區域內跨部門多元繁榮”。

二

元代的泉州地區持續發展著原先繁榮的經濟，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海上貿易的持續繁榮，二是農業領域的商品化，三是傢庭工業依然為市場提供產品。 在宋元朝代更迭時期，閩南人口急劇下降，這為閩南創造瞭一個有利於商業化生產的良好環境，因為糧食進口的大幅減少為閩南帶來貿易順差。如在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的描述中清楚顯現的那樣，閩南的工業諸如瓷產業和紡織業繼續保持繁榮，現在這些行業吸納瞭該地區的大部分人口。其結果是，元代閩南通過產品商業化進行的區域經濟整合似乎得到瞭進一步的發展。然而，閩南的經濟結構卻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外族群體控制著閩南繁榮的核心領域“海上貿易”，尤其是這種貿易的海外關系。這導致瞭泉州港與閩南其他地區之間的聯系開始解體，盡管從表面上看，閩南的繁榮還在繼續，甚至達到瞭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在逐漸受到銷蝕，閩南地區間的差異開始拉大，繁榮越來越成為少數人享有的專利。

然而，農業的過分商品化和貨幣問題還是給海上貿易以沉重地打擊。面對海上貿易的收縮和市場對地方產品需求的減少，區域經濟再也無法緩和因經濟繁榮帶來的人口劇增與當地有限資源激烈競爭之間的矛盾。地方精英不得不轉移註意力到地方上，加劇瞭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隔閡，使得海上貿易機遇不再被分享，從而也加劇瞭精英傢族間的緊張關系。蒲壽庚為代表的外族群體的崛起，在外族群體控制下閩南經濟發展不平衡。雖然元代閩南的繁榮程度超過瞭競爭對手廣州，但地區不同勢力之間的緊張關系和矛盾對地區經濟都造成瞭災難性的打擊。元以後閩南永遠喪失瞭它在海上貿易史上顯赫的地位。即使在16～17世紀總體商市經濟極度蓬勃，閩南區域經濟的復興都沒能達到它昔日曾經享有的輝煌程度。

三

作者總結瞭泉州經濟發展過程的四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泉州的經濟主要是靠轉口貿易。宋代以前泉州的貿易活動，主要是靠節度使推動的，節度使需要養兵就需要鼓勵貿易。 在10世紀時，泉州並不是一個發達的地區，天然資源不足，雖能出產優質瓷器，卻要面對強大的國內競爭，在進行外貿時，又要與廣州、杭州、寧波等地競爭。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最初隻能靠政府推動貿易，如派人出去鼓勵商人來做轉口貿易的生意，作者稱之為施政創造繁榮。

第二個階段屬於“跨行業式”的繁榮模式。由於貿易往來日漸頻繁，以往由於泉州沒有海關，做貿易就要到廣州登記出口過於不便。1087年，泉州成立市舶司後， 節省瞭出口所需的成本和時間，進一步帶動瞭泉州的轉口貿易發展。當地的物產如蔗糖等農作物、瓷器都經過商品化後出口。宋朝是禁止國內酒類貿易的，但用來出口就可以，因此當時的酒類也成為海外貿易的商品。閩南經濟發展繁榮時，行業分工開始出現，並橫跨瞭很多的行業。隨著貿易生意發展的需要，對交通的需求亦越來越大，當時泉州就建立瞭很多交通的網絡，特別是橋梁的建設。福建的河流全部都由西向東流的，如果要進行南北的溝通時，就需要起橋梁瞭。當時泉州起橋的數目，便反映瞭經濟的發達。 泉州著名的洛陽橋，就是當時的“跨海大橋”。

第三個階段，泉州經濟開始衰退。經濟衰退有市場調整的因素，涉及海外市場的供需變動。但作者認為市場需求降低瞭，另一個市場就會發展起來，因此這不是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泉州的衰落與其供養南宋宗室的財政負擔有關。在第四個階段，泉州由衰落又再復興繁榮。然而當時的繁榮屬於“壟斷式”的，主要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少數本地人壟斷瞭當地的經濟，所以就造成瞭結構上的矛盾。

四

1567 年隆慶開禁後，朝廷在月港設立瞭一個控制這些貿易的海關，閩南的商業中心由泉州轉移到瞭漳州月港。在明清朝代交替時期，泉州又被廈門所取代，從此廈門就成為閩南的區域中心。 繁榮的海上貿易無疑是月港和廈門的命運支柱。宋元時期的海上貿易和宋元之後的海上貿易的不同之處在於：

①宋元時期的海上貿易是合法行為，而宋元之後的海上貿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屬於非法行為。

②明清時期閩南的經濟和政治兩股力量處於分離狀態，有時甚至會發生沖突。

漳州月港和廈門都是從沿海小集市發展起來的，這裡的特點是非法貿易非常興旺，因此在隆慶開禁後爆發出的潛能也是驚人的。漳、廈起步於閩南區域的邊緣化地帶，而泉州起步於閩南區域的核心。廈門的城市化發展直到清代才開始，即使在成為通商口岸之後，廈門在海上貿易與城市化方面也無法和廣州、上海相比，廈門的發展在城市發展史上從未達到泉州曾經達到過的水平。作者認為，區域中心泉州的日漸衰落“奏響瞭閩南跨部門多元繁榮的挽歌。”

五

本書對中世至近世泉州地區的經濟發展做瞭很好的梳理與分析，但仍有一些不足。首先，隻著眼於泉州周邊地區，仍是一種區域史，而沒有與交流史相聯系。而泉州地區的貿易不僅與東南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近世前期與長崎更是有著對口貿易。鄭芝龍開辟的由泉州安平直達長崎的直達航線“自是往返於日，漳泉之間之貨船，月不停泊”，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也十分頻繁。作者的視野更多著眼於泉州地區的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而沒有論述泉州的海內外市場與泉州發展之間的聯系，可謂是不足與遺憾。

可以看出，作者寫作風格受年鑒學派影響，把“區域內跨部門多元繁榮”視作中時段的重要因素，串聯起短時段的各個事件，並以“經濟世界”的視角審視閩南區域的經濟制度轉變與經濟中心變化。可以說，繁榮、區域、制度是全書的結構。佈羅代爾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生活、經濟與資本主義》中將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更高層次的資本主義活動、歐洲經濟世界的轉移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聯作為三層金字塔型架構，而本書的繁榮（物質生活）、區域（市場經濟）、制度（影響商業的其他因素）也是一個邏輯環環相扣的分析結構。本書是一部以經濟現象、地理經濟區域、經濟制度支撐起的區域經濟史。除瞭經濟層面分析的“區域內跨部門繁榮”的閩南模式外，作者還運用道格拉斯·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指出閩南模式發展中的常規因素（法律與商業監督機制）與非常規因素（儒學倫理與信仰等）在閩南模式生成中起到的作用。而如果將視野擴大到跨國交流的網絡，運用這一套范式也許能發現更多元更豐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