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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條獨傢原創視頻

顧桃，滿族人，

中國獨立紀錄片界的“森林之王”。

耗時十幾年拍攝的“鄂溫克三部曲”，

其中《犴達罕》獲得豆瓣9.2的高分，

關註中國邊境逐漸消失的最後一批馴鹿民族，

放下獵槍後的生存狀態，

不僅入圍中國香港金像獎，

還拿瞭法國、荷蘭、日本、韓國等國的紀錄片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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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北京宋莊的小院裡建瞭兩個蒙古包

現在，他生活在北京宋莊，

為瞭保持一種與森林、草原的親近感，

他租瞭兩個院子和一片樹林，

搭起瞭蒙古包，過著一種“都市遊牧生活”，

各路藝術傢來往於此，生火做飯。

今年9月，顧桃出瞭三本新書，

回顧瞭與獵民交往的點點滴滴，

再版瞭他父親在80年代的拍攝日記。

我們來到他在北京的蒙古包，

跟他聊瞭聊，“最後一批馴鹿人”的變遷，

和他父親的故事。

自述：顧 桃

編輯：陳 星

責編：倪楚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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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蒙古包是顧桃的會客廳

我是顧桃，紀錄片導演，還畫點畫，寫點文字，做點日記，一直關註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

我從小在森林、草原裡長大，在城市裡待一段時間，就得離開，回草原上待兩三年。

現在我住在北京城郊的宋莊裡，租瞭兩個最便宜的小院，在潮白河邊搭瞭幾個蒙古包。蒙古包的原料，都是我從草原上帶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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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瞭蒙古包，顧桃還在河邊的林子裡搭瞭“撮羅子（鄂溫克族的簡易帳篷）”

搭一個蒙古包，費幾小時就行。搭個撮羅子更快，因為這是世界上最簡便的房屋，三根長樹幹，一個錐形就搭起來瞭。保持遊牧的這種狀態，也可以讓自己的心裡安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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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的院子裡往來形形色色的藝術傢

沒有拍攝的時候，我就回到北京的小院兒，喜歡跟人群待在一起。聊天、聚會、放映會、交流會，在這個院子裡每天都有，同時我也做自己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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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今，顧桃在整理父親和自己的日記、文字

從2019年開始，我集中在整理書稿。今年8月，我出瞭三本新書《獵民生活日記》、《敖魯古雅》、《邊城記事》。

《獵民生活日記》是我父親80年代的日記。他在80年代，到訪過鄂倫春族、鄂溫克族所在的原始森林，多次與獵民一起進山，記錄下瞭鄂倫春族服飾、樺皮盒圖案、狩獵生活風俗、地貌等，這本日記就記錄瞭他和族人的交往、拍攝生活。

他在2006年去世後，有很多學人類學的、民族學的人，都在找這個書。我們為瞭紀念他，今年出瞭再版。

也是受我父親這本書的影響，我一邊拍片，也一邊用文本記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所以《敖魯古雅》，過去叫《憂傷的馴鹿》，收錄瞭我在敖魯古雅拍攝10年期間的日記。另一本《邊地紀事》，是寫我從2002年以來去邊境遊歷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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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給瑪麗亞·索拍的照片，目前一張掛在瑪麗亞·索傢裡，一張掛在顧桃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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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的父親給瑪麗亞·索拍的照片

我沒想到書剛出來沒多久，今年8月底，鄂溫克族的女酋長瑪麗亞·索去世瞭。

我父親當年到敖魯古雅，第一個接待他的，就是瑪麗亞·索。她是鄂溫克族的頭人，是中國最後一個女酋長。

我當時去敖魯古雅拍片子時，也是瑪麗亞·索老人接待的。

瑪利亞索這次的告別，大傢並沒有哭，因為葬禮上的哭，好像是漢族的紀念。反倒是大傢以一個親友聚餐的形式，唱長調，來做最後的祭奠。

瑪麗亞·索傢裡的墻上，掛著我2005年給她拍的照片，她在一個撮羅子裡，一束自然的光沉著地打在她身上。當時我是心裡顫動瞭一下，現在看那幅照片，就變成瞭一種很沉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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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左一）最開始介入拍攝時，給大夥生火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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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右一）跟著大夥上山獵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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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瑪麗亞·索一傢都接納瞭顧桃，並成為好朋友

2002年我上山的時候，她是拒絕我拍攝的，因為會影響他們的吃住日常。他們去幹活，你還不會幹，是拖累瞭他們。

但我是執意地要跟著他們上去，又加上我父親年輕時曾跟他們在一起的經歷，看到我上山又能幹活，又能做飯，不造成拖累，她也就默許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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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索會看天象，熟悉各種自然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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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索是部落裡的頭人，大傢都非常尊重她

印象中的瑪麗亞·索，就是一個森林裡勤勞能幹的老人，是部落裡的頭人。將近這一個世紀裡，獵民都靠她來看天象。因為她能知道鹿群要行走的方向，包括他們遷徙、換營地，都靠她指認。

森林裡最冷的時候，瑪麗亞·索會說：“月亮戴頭巾瞭，你們快多出去整整絆子（準備柴火）。”我在日歷上一查，原來正是“三九天”（全年最冷的時候），月亮旁邊有一圈光暈，她就形容成月亮戴頭巾，特別浪漫。

自然的法則、精神上的東西，都凝聚在瞭瑪麗亞·索身上。鄂溫克族、鄂倫春族，身上的那種堅韌，那種悲憫感，那種寬容、寬厚，在她身上都能看到。

我想今年冬天的時候，要去一趟她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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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的父親顧德清，曾在80年代到訪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拍攝瞭上萬張族群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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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倫春族的小朋友們穿著獸皮大衣，顧德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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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倫春族人吹的號角，顧德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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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倫春族經常使用樺樹皮來制作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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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倫春族使用的樺樹皮船，顧德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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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倫春族使用的獸皮手套，顧德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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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倫春族上山狩獵，搭起的撮羅子（帳篷），顧德清攝

我之所以會關註到這個民族，是受我父親的影響。

他就是真真實實地把狩獵民族的日常給記錄下來瞭，沒有一張圖片是擺拍，像是人類學檔案似的，劃分得很細，樺樹皮文化，狩獵文化，宗教信仰……分門別類地做瞭留存。

我父親小時候看過一個畫報，上面的獵人戴著獸皮帽，穿著獵服，拿著獵槍騎在馬上。他就幻想說，想像他們一樣生活。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森林裡的民族，叫鄂倫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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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德清每年會坐火車到鄂倫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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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德清最開始是畫，後來覺得畫畫太慢瞭，就選擇用攝影的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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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民給顧德清拍的留影

60年代，支援邊疆建設，他就分配到鄂倫春族所在地，在文化館工作。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去記錄下這種文化。他最早是畫，後來覺得畫畫太慢瞭，他就開始用攝影來去做記錄瞭。

從那以後，他每年都會徹底消失兩三個月。

他每次走，我其實也都能感受到。他把行李、器材都放在一個我媽媽給他做的帆佈兜子裡，一次帶兩三個膠卷。一個人出發，有時候坐火車、坐汽車，還要坐馬車，上山還要走路。

他每次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都不知道。獵民每年都要出去狩獵，我父親就跟他們一起在深山老林裡生活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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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的顧桃，在父親的監督下學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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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初中開始，顧桃就開始給父親整理日記

上初中的時候，他讓我給他整理日記，幫他洗照片，自自然然地我就看到瞭他的經歷，看到他在森林裡怎麼跟人在一起打獵遷徙。

80年代，他在北京做過兩次展覽。90年代，他還做瞭一個鄂倫春民族博物館。

有國外的學者，美國的、日本的、德國的，去鄂倫春旗找我父親，我爸永遠會說我不去。他從來都不參加什麼應酬活動。他晚年就是正常退休瞭，一直在整理前半生拍的這些圖片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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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之後，我回到我父親曾到過的地方，有些老人說，我認識你爸”

20年之後，我回到我父親曾到過的地方，有些老人說，我認識你爸。他們都說，我爸爸很瞭不起，能把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記錄下來。對於這個民族來講，是很重要的。

我父親在2006年過世，距今已經十幾年瞭，我還能感覺某一種聯結。我敬重父親，就像鄂倫春族這個森林民族，敬重森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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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和他的鄂溫克族兄弟們

但最開始，我是不懂我父親的。我18歲就離開傢，最長的有4年沒回傢，慢慢地跟傢裡就疏遠瞭。

2000年我畢業之後，來到北京，我給服裝公司拍過平面攝影，還幹過裝修。那一年就掙瞭2萬塊錢，但是我自己就有點難受瞭。

自己這麼飄來蕩去的狀態，挺遊離的。我處於一個在城市裡沒有目的性，沒有什麼要做的事情的狀態裡，甚至有一種想逃離城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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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島的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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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表情”系列

我在那段時間，去瞭秦皇島，拍瞭一組船和冰的照片。秦皇島的大海邊是個不凍港，有很多大塊的冰撞擊飄蕩的船。整個大海上飄著很脆弱的船，就像自己在這個時代裡，太渺小瞭。

當時我還拍瞭“蒙古表情”系列，我拍各個階層，有牧民、有官員、有城裡人、老人、孩子，共同組成一個成吉思汗的像。

我當時很需要創作，來平衡這種卑微感。

如果人沒有精神系統的東西在支撐你，你剩下的就是生存。生存是最簡單的。但沒有精神系統的愉悅，我們都是可憐的人。

我決定得先尊重一下自己，找到一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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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獵民生活日記》，顧桃才開始理解父親

那種情況下，我回瞭老傢，看到瞭父親寫的《獵民生活日記》。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到他喜歡的主題，一直持續地記錄。我就開始理解他，尊重他之前的這種消失，尊重他和社會的不合群。

我父親給我的，好像我不自覺地也在往下傳遞。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再去拍一些圖片，給我父親看一下他20年前的這些老朋友，但是發現圖片太蒼白，還不如由他們去表述自己的日常、困惑，甚至是一些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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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當時拍攝所用的老式索尼攝影機

剛開始不知道怎麼拍，也沒有學習，也不看電影。那個時候獨立制作的電影，已經是很熱鬧瞭。像徐童，於廣義，胡新宇，還有山西的白佈丹，都是從那時起開始獨立創作。

我唯獨知道的幾個紀錄片，楊荔鈉的《老頭》、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濱的《鐵路沿線》，這些中國最早的獨立電影、紀錄片，影響瞭我。

於是我選擇用紀錄片來記錄，跟隨我父親的足跡，親臨瞭他曾經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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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決定跟隨父親的足跡，“重回”敖魯古雅，拍攝瞭十幾年

從35歲到53歲的這個階段，我完成瞭長時間跟蹤式的紀錄拍攝，它呈現的可能是在消失的人、族群和文化。

第一次去敖魯古雅，是2002年。我最早拍的是何協，瑪麗亞·索酋長的兒子。他說他不樂意上電視，攝影機別老對著我。我說你這樣，你不讓我拍的時候，你就眨一下眼睛。他就鋸鹿茸，劈絆子（劈柴），我一拍他，他就眨一下眼睛。後來眨眼睛的次數越來越少，最後等於已經接受瞭你的鏡頭。

最多的時候，我一年裡去瞭8次敖魯古雅，最長待瞭兩個月。因為我會給他們做飯，所以隻要我在山上，他們會認為做飯的來瞭。我們彼此就越來越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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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民上山每到一個地方休憩，都要紮一個撮羅子

我跟著大傢在原始森林裡生活，經常處於饑餓、疲憊的狀態，找路就要找好幾天。在這裡，有一個小道叫獵民小道，隻有幾米寬，虎豹豺狼、馴鹿都是從這走。

每到一個地方，就要重新搭帳篷，沒有太多消遣的時候。沒有導航、路書，一切都有不確定性，這正是鄂溫克人過去在森林裡傳統的生活方式。現在想想，這是最有意思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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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加是顧桃紀錄片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鄂溫克的畫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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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會進步瞭，狩獵文化消失瞭。維加說：永別瞭，獵槍。

我拍的維加，他是鄂溫克的畫傢。不能狩獵瞭，他就愛喝酒，每次酒後，他就念詩，畫畫。

他是迷失的，失去獵槍等於失去瞭自己的身份，失去瞭身份，等於失去瞭自己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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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加後來離開瞭大興安嶺，來到海南三亞。他像一個痛苦的鐘擺，糾結於森林與城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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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形容維加是森林裡最後一頭犴，特別敏感，也特別孤獨

當時他的母親很擔心他，就通過一個鄉長的秘書寫瞭一則征婚廣告。最後有一個老師，連續三個月都在跟他媽媽溝通，說對維加很愛慕，喜歡他的才華，希望能把他帶到海南三亞去戒酒，以後畫畫做展覽，之後要嫁給他，所以後來維加就去瞭三亞。

但是他到瞭城市，城市人又看他是民族人，森林裡的人。他回到森林，在那也沒有美術館，沒有電視可以看，族人看他是城裡人。他自己在糾結於擺在森林和城市之間，像一個痛苦的鐘擺。

我是森林裡長大的，所以我很理解他的感受。

我形容他是森林裡最後一頭犴。犴也叫駝鹿，比牛還大，在森林裡特別健壯，沒有天敵，但它特別敏感，也很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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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霞是一個詩意的母親，她給每一頭馴鹿起名字

他的姐妹柳霞，也因為太懷念狩獵時代，和懷念自己在城市裡生活的兒子，到最後是酗酒，甚至是酒精中毒，有時候說自己能從篝火裡看到死去的獵人在召喚。

沒有酒瞭，她去偷別人的酒，也被人打，她自己也失去兩任丈夫……種種一切的遭遇，她還很頑強、很堅韌地去活著，在森林裡等著她兒子回來。

她是一個詩意的母親，她給兒子起名叫“喜溫”，在鄂溫克語裡面，就是太陽的意思。因為太思念兒子瞭，她經常念詩：“月亮是我的父親，星星是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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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加常常在樹林裡藏各種酒

大傢看我的片子，都記住瞭他們愛喝酒。其實沒有瞭獵槍之後，他們繼續活著，得找一個東西來平衡，麻醉自己，選擇酒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喝酒的人其實不是迷糊，它是另一種清醒。不喝酒的人體會不到的，就像你在一個混沌裡有一條縫或者有一個清晰的線，是很特別的一種情形。

我平常不喝酒的，要真的進入林子裡，三天之後，你可能自己都要找酒去。因為森林太茂密，太孤獨瞭，需要有一個媒介去引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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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霞有一次生氣，用啤酒瓶敲在維加頭上，維加馬上頭破血流

還有記者問過我，說我怎麼看待我片子裡的暴力。我說不是暴力，因為它不是仇恨。真正的暴力是因為仇恨產生的殺戮。我覺得真正的暴力是在城裡，因為利益變成的暴力。

在森林裡，它就像小孩的情緒一樣。其中有一段，就是柳霞喝醉瞭，一個啤酒瓶敲在維加頭上，維加馬上頭破血流，還大喊“鄂溫克人尊重女性”，他們就在彼此生氣，今天你動瞭我的酒瞭，你打瞭我一下，我得還回去，它沒有仇恨，沒有那種延續的復仇，沒有那樣的東西。

他們的性格、性情、情緒，都是大自然賦予給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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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犴達罕》獲得瞭許多紀錄片大獎。

顧桃也跟鄂溫克族人結下瞭深厚的友誼。

我用三年的素材剪瞭《敖魯古雅·敖魯古雅》，後來我因為拍攝《敖魯古雅·敖魯古雅》、《犴達罕》和《雨果的假期》，出瞭名。

但對我來說沒什麼改變，畢竟我們也不是商業片的導演，這些片子也沒有上過院線，都在小眾的范圍裡傳播。

當時有記者看完片子說，你的片子很深刻。我說不是我的片子深刻，是你把我的片子給看得很深刻。遲子建老師還把我的片子，上升到一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范本。

但是我拍片的時候沒有那麼多的想法，我隻是去蹲守式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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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和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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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和瑪麗亞·索的兒子何協

有些人可能認為，我的片子甚至在詆毀鄂溫克人。有人對維加說，你看顧桃把你拍成那樣，總是喝酒不清醒，迷迷糊糊的。

維加說：“我覺得他拍得挺真實的。”

我這本書出版之後，他忽然有一天給我打電話，壓根沒有評論我寫的內容，他就叫我好好記日記，因為日記是人類最好的小說。他這麼說，我就心裡放心瞭。

現在維加跟他媳婦住在哈爾濱，也很少上山瞭。柳霞，則是在山上和山下定居點來回走，在森林裡會更長地陪伴馴鹿。年輕的馴鹿人也開始成長，他們在外面漂泊瞭幾年之後，還把現代一些抖音、山地自行車，還有滑板，帶回森林，跟世界有瞭一個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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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獵民點，有些成為瞭旅遊景點

前幾年我回敖魯古雅，鄉長說現在敖魯古雅鄉裡都應該感謝你，因為來旅遊的人多瞭，我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不好吧，他們靠什麼來生存？但同時，文化又被商業侵襲瞭。

在這個時代，一切都不好說，我們隻能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既不是學者，也不是一個導演，我隻是關註，一群人所在地的變化，人的變化，族群的變化。

生活就是最好的劇情，我隻是記錄瞭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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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顧桃會繼續他的遊牧電影大篷車計劃

今年，我計劃開始做為期三年的遊牧電影大篷車。

其中有兩個線路，一個是薩滿地圖，關註北方少數民族。一個叫中國獨立導演地圖，計劃名單我基本上都列出來瞭，北方我計劃去北京、沈陽、山西，南方會到湖南，最遠可能還是到廣州。

這些都是我感興趣才去拍，我想把它做成一個檔案式的民族影像和文字，留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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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說，會一直行走，一直拍攝下去

我是30多歲開始，才真正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過去20多歲，自己幾乎荒廢瞭10年。現在我做事都是憑沖動，憑本能的，隻要是我認為我應該做的事上，我就會去做的。

很多年輕人有困惑，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我說雖然那時候我也有困惑，但是後來我發現，隻要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按照自己的條件去做，我認為沒什麼可困惑，就做就行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