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林垚，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生，耶魯大學全球正義項目研究員，本文於2015年8月21日首發於香港《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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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又進入瞭總統大選季，共和黨於8月6日率先開展瞭首場黨內初選辯論。直到計劃兩個小時的辯論進行瞭四分之三時，主持人才首次、也是全場唯一一次，就種族關系提問。而唯一被問到的參選者，黑人醫生本·卡爾森（Ben Carson），也以“我在動手術時從沒註意過病人的膚色”，輕描淡寫地將此問題一帶而過。畢竟共和黨的選民核心是白人福音派，種族沖突並非他們關心的首要問題。

（本·卡森的回答被FOX News稱為“天衣無縫”）

這與民主黨的氛圍形成瞭鮮明的對比。馬裡蘭州前州長馬丁·奧馬裡（Martin O’Malley）上個月參加瞭一次政治集會，為自己競逐民主黨的提名而造勢。集會過程中，當聽到臺下黑人聽眾高喊“黑人性命，舉足輕重！（Black lives matter!）”的口號時，奧馬裡回應道：“黑人性命，舉足輕重。白人性命，舉足輕重。所有人的性命，都舉足輕重。（Black lives matter. White lives matter. All lives matter.）”一句話捅瞭馬蜂窩，臺下聽眾群起噓之，親民主黨媒體也連夜口誅筆伐。奧馬裡反應還算迅速，第二天便公開道歉，並在爾後的競選中重點宣傳自己對種族政策的規劃，試圖以此挽救在本黨選民中的形象。

（被黑人民權活動人士“攪局”的奧馬裡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對不瞭解美國政治的人而言，奧馬裡一事引起的激烈反應或許頗難索解——什麼？難道不是每條人命都舉足輕重嗎，憑什麼黑人要在言辭上得到特殊的尊崇？連“白人性命舉足輕重”都不讓說、說瞭還要道歉，這不是赤裸裸的“反向種族歧視”嗎？民主黨一方怎麼“政治正確”到瞭這個地步，連言論自由原則都棄如敝履？——諸如此類。

任何話語都要放在相應語境中，才能理解其背後的意義。從崔文·馬丁（Trayvon Martin）到瑞吉婭·波義德（Rekia Boyd），從埃裡克·加納（Eric Garner）到邁克爾·佈朗（Michael Brown），近年來警察與治安人員殺死手無寸鐵黑人的一連串爭議命案，以及接踵而至的從輕判決，引發瞭社會對執法與司法系統中種族成見的高度關註。“黑人性命，舉足輕重！”這個口號正是針對這些命案與判決，在抗議的過程中應運而生；也隻有在對黑人的種族成見根深蒂固的現實語境中理解，方可真正體會到口號中蘊藏的憤怒、悲哀與無奈。

（近年來死在警察槍下的黑人民眾）

毫無疑問，從抽象的原則上說，所有人的性命，不論膚色，都是舉足輕重的。但在現實中，受到種族成見迫切威脅，最容易無辜喪生警察槍口下的，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在這種情況下，喊出“黑人性命舉足輕重”，絕無“白人性命無足輕重”、或者“黑人性命比別人更舉足輕重”的意思，而是要提醒整個社會：盡管每個人口頭上都念叨人人平等，但對黑人的種族成見，卻常常讓許多人忽略瞭“黑人也是人”、“黑人性命也舉足輕重”這樣簡單的道理，忽略瞭既有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如何與種族成見共生，令相當多數的黑人陷入集體的險惡境地。正因如此，面對“黑人性命舉足輕重”的呼聲，答以“白人性命也舉足輕重”，無異於暗示說：黑人所遭受的成見與歧視無關痛癢，沒必要格外申訴，也不值得作為迫切的議題單獨處理。這樣的態度，怎能不引起關心種族問題者的不滿。

可以說，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交織而成的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以及不同身份所屬群體在此結構中的權力差等（power differential），正是理解現實問題的最重要的語境。其重要性——及其遭到的忽視——絕不限於種族領域。比如，對“同志驕傲（gay pride）”這個概念，常有人憤慨道：“同志比直人瞭不起嗎？既然聲稱性取向平等，憑什麼又覺得身為同志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身為同志值得驕傲，那身為直人就不值得驕傲咯？”正因如此，美國、巴西、匈牙利等不少國傢，都有人打著“直人驕傲（straight pride）”的旗號，組織反同性戀遊行。

然而與“黑人性命，舉足輕重！”的口號一樣，“同志驕傲”的概念，並不是說隻有同志身份才值得驕傲、直人身份就相反應當引以為恥，而是用來指出這樣一個事實：當今社會仍然是一個由“異性戀規范（heteronormativity）”占主導的社會，主流文化自覺不自覺地推崇傳統的性別角色，異性戀者“日用而不知”地享受著伴隨其性取向而來的種種特權，同性戀群體在生活中經常要面對異性戀者無從體會的排斥與霸凌。傳統性別權力結構的語境，對許多同性戀者的自尊造成瞭不同程度的威脅與損害；而“同志驕傲”正是用來對抗這種效應，令同志們得以感受支持與團結、維護自身尊嚴的武器，也提醒著異性戀者註意到周遭的不公、為社會的多元與寬容發聲出力。

（異性戀規范）

在現代政治光譜中，“左”與“右”是最常見的、也是用法最為混亂的一對概念。根據其中的一種用法，“左”與“右”的區別，在於對權力結構語境的重視與輕視。這種意義上的右翼認為，隻要建立瞭形式平等的法治與不受幹預的市場，社會競爭的隱蔽之手自會獎善懲惡、酬勤罰惰；說在這些制度之外還存在什麼隱性的“權力結構”、說這些隱性“結構”中的“權力差等”會對弱勢群體造成壓迫、說我們應該盡力打破這些隱性的“壓迫”，不是聳人聽聞，便是庸人自擾。相反，這種意義上的左翼則認為，權力結構與權力差等，是真實且頑固的存在；形式平等與市場競爭固然極其重要，但並不足以消除弱勢群體遭遇的不公與不幸，甚至有時候反而會固化和加劇他們的困難；因此，打破隱蔽的惡性權力結構、或者至少抵禦這些結構對顯性制度的扭曲，便構成瞭政治生活中無可回避的挑戰。

基於這種用法，人們的確有理由給美國兩黨貼上常見的標簽：共和黨屬於右翼，民主黨屬於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