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代表著邪惡、骯臟、污穢的九龍城寨，成為瞭想要活命之人的必入之地？
- （由Greg Girard攝）
習慣瞭豐衣足食，就永遠無法體會活命的艱辛。
提到九龍城寨，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林保賢（Ian Lambert）先生，一位在香港生活瞭18年的英國建築師，正是他編寫的書籍《九龍城寨的日與夜》，將九龍城寨裡不為世人所瞭解的生活與人情冷暖全面地展示給全世界。
當他決定親自前往九龍城寨體驗一段時間的生活時，他的香港本地朋友都認為他瘋瞭，嚴肅地告訴他:“你會被搶劫甚至被殺害。”“最好不要去。”“我們也許永遠見不到你瞭。”但值得一提的是，這群朋友從未進入過城寨，他們甚至連城寨附近的公共場所都避而遠之。他們從小被灌輸關於城寨的可怕故事，並對這些故事信以為真。
但是，林保賢與Greg Girard依舊堅定地踏入城寨，城寨居民們由一開始見到他們的抵觸與憤怒（港英zf管理時期香港居民大多對英國人十分抵觸），不情願地配合采訪與拍攝，再到最後將這兩位英國人視為城寨人並當做朋友對待。在他們探訪的這幾年時間裡，從未發生過類似被搶劫、毆打的事情。
- （圖片來自《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既然城寨與香港其它低下階層區域差異並不大，為何居民們依舊選擇湧入九龍城寨？
時間要追溯回1854年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反清起義軍攻陷城寨後，駐守城寨的清朝官兵逃往英國管理的香港島，當地大多數人加入瞭起義軍，起義軍聲勢浩大。
後來起義軍慘敗，不少人選擇留在瞭這片清zf與英國zf的管理間隙之地。清zf不敢管，英國沒法管（英國當時無法管理九龍半島）。而留在城寨裡的人漸漸形成瞭組織，也就是後來令人聞之色變的hb組織『三合會』的雛形。城寨此時的生活設施正逐漸完善。
- （九龍城寨的雛形）
- （20世紀20年代初期城寨居民）
直到1860年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此時，城寨經過長時間的無政府狀態（但所有權仍歸清政府），已然發展成為一個藏污納垢的區域:女支館、鴉片館、賭館樣樣不差。英人居住區富麗堂皇，而城寨及其周邊地區瘟疫肆虐、骯臟不堪。
英國頒佈禁賭令後，城寨開始大肆散發著吸引力，大量的居民湧入此地。後來英國逐漸意識到，城寨將會並對九龍半島產生惡劣的社會影響，於是強烈要求驅逐城寨內的清府官兵，將城寨開發為“觀光旅遊之地”。但令英國沒想到的是，由於自古以來中國皇室對於丟失城池這種事會感到恥辱萬分，所以清國對於城寨的所有權態度十分強硬（多大的島都割出去瞭，他們卻不感到恥辱），英國碰瞭一鼻子灰，此時的城寨正逐漸壯大，並為其長久以來模糊的地位奠定瞭基礎。
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城寨成為瞭一個英國不想管、中國沒法管的地區。模糊的地位使入境條例難以實施，大量的難民鉆瞭空子，湧入城寨;香港貧富差距懸殊，生活成本昂貴，香港底層居民看上瞭城寨低廉的生活成本，也紛紛湧入城寨。
- （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城寨）
城寨內對城外的法律法規置之不理，自行制定規則，也吸引瞭大批遊手好閑者、犯罪逃亡者湧入，這讓城寨內的犯罪行為急劇增加。城寨成為瞭犯罪、xd的溫床，一大批hb借城寨發展瞭起來，其中最為著名的有14k、新義安、和勝和。
而城寨為接納大量湧入的人口，開始不斷向周邊發展蔓延，到瞭實在無法蔓延時，它便開始向上生長，興建高樓成為寨內利潤最大的行業。為瞭節省成本，這些高樓大多是沒有地基的。
- （1960年的城寨）
- （1968年的城寨）
城寨內唯一的限制，便是『樓房的高度限制』，由於附近就是啟德機場，為避免造成飛機飛行時不必要的麻煩，英國出於無奈不得不作出要求，而建築商們也明白打破這個限制有害無利。
城寨內的生存與生活
- 生活需求如何解決？
用水需求
在60年代以前，城內的用水需求基本靠四五處公用水龍頭（當地人稱之為“街喉”），以及幾口水井解決，這時城內水龍頭是非法接駁城外的水龍頭的。
- （城內有的水井深度可達300米）
- （城內的水井）
並且，大多數水井是無法保證水源清潔的。
- 寨內有“清潔用水水井”與“飲用水水井”之分，如圖，標註“不適合飲用”的水井通常被居民當作洗澡、沖廁、打掃之類的清潔用水。
1987年時，寨內已經有瞭三萬多名居民與數以百計的工廠，幾口水井已經無法滿足寨內的用水需求。並且居民將水送上樓的工作十分艱辛。大量的用水需求促使一些人挖掘新水源，成為供水商。
- （陳勝先生便是其中一個供水商，他每月定時向居民收取水費，定時扭開水泵開關，將天臺的大蓄水缸註滿。有時他會免收一些老人的水費。）
但井水終究是井水，大多數依舊無法飲用。而當地zf不肯向寨內供水。於是便有人非法接駁城外的自來水供城內使用。而這些工作大多由『三合會』壟斷。有需求的居民每月定時交錢給三合會。由於城內非法接駁的自來水由三合會掌控，所以當他們加價時，寨內居民也無力反對。
用電
1977年中電集團向城寨供電前，寨內居民大多用蠟燭照明，有的人會非法接通城外的電路網。
由於寨內巷道狹窄、骯臟、治安極差，中電向寨內鋪設電路的過程是十分艱辛的。這使得電工們不得不發明許多新奇的方法鋪設電纜:例如將原本設在地下的電纜，鋪設在居民傢的墻壁上。
- （密密麻麻、錯綜復雜的電纜電線）
陽光
由於寨內狹窄、錯綜的高樓遮擋住瞭陽光，寨內大約有90%的地區是見不到陽光的。因此，哪怕在白天，寨內依舊是烏漆抹黑的一片。在接入電路以前，癮君子會躲在黑暗的角落中吸毒，而搶劫者也會在黑暗中下手。
- （城寨居民在寨內唯一一處有陽光的水井旁洗頭）
- （癮君子借著燭光註射藥物，寨民通常稱癮君子為“毒友”，稱吸毒為“追龍”）
- （寨內白天的景象）
- （城寨外部航拍，密密麻麻的高樓遮擋住瞭陽光）
衛生
寨內的衛生狀況是十分令人堪憂的。
其中什麼最讓城寨居民叫苦連天？垃圾問題首當其沖。
據悉，政務署的清潔工人每天能清理出兩噸垃圾。而清理垃圾並不隻是為保持社區衛生、控制極其龐大的鼠群，同時也借此消除火災隱患。
政事務署明白，盡管是三不管地帶，但完全放任的態度隻會造成殃及池魚的結果，誰都不希望鼠疫像一顆定時炸彈般放置在自己管轄的城市。所以，政事務署在城寨的衛生處理方面給予瞭最大的支持。城寨內政事務署的橙色塑料垃圾桶隨處可見，垃圾收集站讓城寨的垃圾處理制度變得十分完善。但由於受教育程度的缺陷，城寨居民並非模范公民，處理垃圾的行為更多來自規章制度的強制要求，不過他們偶爾也會受到良心的驅使，每年參與街坊福利會組織的垃圾清理活動，一起打掃天臺（這也許是多數人為數不多的可以見到陽光的時刻）、巷道、水管、水喉等。
治安問題“各種驚人的氣味在我的鼻內交戰，一個穿短褲背心的男人在我身邊擦過，兩肩之間橫亙著一根扁擔，挑著巨型貨物。在小巷的另一頭，幾個男人走上一張木梯，樓梯通向一道並沒有上油漆的門，他們一邊走一邊目不轉睛好奇地看著我們（註：1），我在等正在跟別人交談的Eddie。二十分鐘後，Eddie和我離開。Eddie說，剛才和他說話的白發男人，是為yp煙館放哨的hsh嘍囉，煙館就在那道沒上漆的門後面，'也許我們可以寫一篇關於城寨的故事，隻要他們相信你不是jc派來的人，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Eddie說。”（註1：這段文字的原作者是英國人Cathie Breslin，在那個時期，優渥的英國人是不會踏入城寨這種臟亂差之地的，並且，城寨居民是十分討厭外國人的，通常稱呼他們為“洋佬”。）“在城寨裡，罪惡和生命一樣不值錢。這個古老房地產內容納瞭六十間無牌牙醫和西醫診所，三間鴉片煙館，兩間賭館，還有一百間讓男人與穿睡衣的女孩‘傾偈’（粵語為聊天的意思），年輕女孩傾偈需要八毫到一點五美金，但是找老女人則隻需要四毫，煙館需要八毫，但是，賭博則沒有上限，較為闊綽的人甚至會一把投入二百美金。這些交易的對象大多是男性華人，他們的打工每天大約有兩美元的收入。薄利就要多銷，為瞭爭取生意，城寨像一臺永動機一般不休不眠。”城寨的最後十年，這裡發生的嚴重fz甚至比香港別處更少，一般隻是盜竊，事實和一般人的想象頗有出入，城寨幾乎一早就有jc巡更，而且到瞭六十年代中期，已經不再是更令人膽戰心驚的罪惡之城。因為三合會等組織已經轉移到香港其他更有利可圖的地方活動
早期城寨是徹徹底底的三不管地帶，由hb組織掌控，缺乏法律與道德倫理的約束，在這段時間內fz事件十分猖獗，據統計，此時寨內的qj案件、盜竊案件是一天六起左右。hb組織會定期向每傢每戶收取保護費與水費（此時城寨用水是hb組織壟斷的），如有不服從者會受到野蠻的毆打與打壓。但是隨著城寨的規模逐步擴大，也許是人心向善的作用，也許是由於人心本身就有遵從規則的取向，寨內居民自發制定瞭治安的規章制度（香港人是十分尊重規章制度的，在他們看來，破壞規則無異於讓別人傷害自己），而此時hb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是隻曉得打壓居民、欺凌居民的野蠻人，盡管此時城寨依舊是他們管控，但他們似乎十分支持城寨居民做出相應的治安規則，提供瞭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他們便是城寨規則的執行者。盡管向善向美的心是好的，但治安相應的懲處制度卻還是保留著一些殘忍、粗魯的色彩，例如hb在經常發生盜竊的巷道貼上“如有盜竊者，挑斷手筋腳筋”的顯眼公示，不得不說，這也的的確確對知識水平低下、不安分守己的古惑仔起到瞭相當強的震懾作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hb大量退出城寨，到瞭八十年代，城寨內的fz率並沒有比香港其它地方高，相反，安分守己、本分的老實人已經替代瞭古惑仔成為城寨居民的“大多數”。
（如圖，二人一隊的年輕jc，在一傢工廠借電話打回中心，在城寨的心臟地帶，jc的對講通話隻能短程通話。所以要大規模的突擊檢查是很難協調的，很多jc都說，到瞭八十年代中期，城寨內的治安狀況已與香港其它地方無異。）藍帽子（本人物故事摘自《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打擊無孔不入的貪賄行為，三合會覺得在香港難以立足，一度回到城寨作案，由於城寨的地位含糊，不太嚴重的罪行能受到保障。但到瞭七八十年代，城寨的非法活動才開始慢慢沉寂下來。
樓宇內的道路，比起地面的小巷來說，往往企理得多。頂多是墻上有油漆剝落，但至少沒有垃圾，水管有些失修漏水，但放兩塊木板在地上就可以解決。公眾樓梯上，經常有商號箭嘴，指引街坊消費，每傢每戶的鐵門上都有白色數字，這是清拆官員才明白的安好，表示那戶居民已經成功遷走。黃衛宗 ——xd更生者（本人物故事來自《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潘靈卓——城寨傳教士（本人物故事來自《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文化設施“我們可以馬不停蹄地為生命奔波，但偶爾也要細嗅路邊的野花。”在城寨內生活的大多是生活艱苦、地位低下、沒有任何歸屬的社會邊緣人物，在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信仰便成瞭他們唯一的倚靠。其中，基督教為城寨內的人民帶來瞭極大的精神慰藉與希望，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來自不同地方的牧師，有的是放棄優渥的生活自願進入城寨的外國人、有的則是想要繼承給予過自己幫助的牧師的意志。
（中華傳道會寨內代表，基督教中華傳道會活道堂堂主任，劉知三牧師）劉知三牧師於1935年出生於大陸，1950年來港，人生地不熟、不會說粵語的劉知三牧師，生活過得十分艱辛，常常對生活放棄希望。直到有一天，劉知三在街上遇到一位用普通話宣傳福音的陌生人，陌生人講盡耶穌的生死事跡，而劉知三是現場唯一一個留下來的觀眾，他入迷瞭。後來他常去教堂，“每讀聖經一次，我的空虛感就會消失。”信瞭耶穌一年，他也想向世人傳播福音，但不會講廣東話的他感到手足無措。一次聚會，傳道會說他們需要人幫忙傳教，看到機會來臨的劉知三毛遂自薦，開始在城寨宣傳事工，教寨內兒童讀書寫字。1978年左右，當地zf開始撥款給傳道會，有瞭更多資金的傳道會開始為寨內開設老人服務中心、學校
在六十年代，城寨內道友、sq表演場所、hb遍地，不但從未找過劉知三的麻煩，反而大力支持劉知三的行為，因為他們明白，劉知三這是在為寨內居民謀福利。自從劉知三傳教後，寨內約有一半的老人信奉基督，
城寨的老人都喜歡到傳道會老人中心聚會，中心主要為長者提供福利，誰沒有露面的一天，長者以及職員就會擔心，摸上他們的傢門。但是成為中心會員並不一定要信教，有些人的確相信，但也有些承認地姑且乳膠，以防萬一：萬一真的有神呢？中心還會舉辦很多與信仰無關的活動，如書法班，給那些從未學過寫字的老婆婆上，中心是個舒服的聚會場所，老人傢在這裡互相陪伴，彼此安慰，還可以喝下午茶，看電視，這都是很多城寨長者無法獲得的享受。
負責城寨服務的救世軍主任王國清，回想在城寨辦幼稚園的時候，小朋友最喜歡學校舉辦的旅行，因為外面有更多陽光。救世軍在1968年入寨服務，是城寨內少數的慈善團體，救世軍在寨內的龍津路辦小學、設教堂。王國清先生在最開始設立幼稚園的時候，向傢長承諾不需要正式交學費，但如果擔負的來，每學期交100港幣即可，一方面是希望傢長重視子女的教育（寨內的居民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對子女讀書認字還是十分重視的，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寨內基督教團體的宣傳），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會認為免費的學校不好。其實，傢長所交費用根本不夠城寨一年的開銷，每年的運營費都接近五十萬。他們從不會叫傢長出示身份證，（由於城寨居民大多是ff移民，所以他們在社會上並不會有身份），或者索取小孩的出聲證明，他們唯一要做的隻是走來，說孩子需要讀書，就可以瞭。因為寨內讀書本身限制重重，大多數傢長因為這些限制本就不大願意送孩子讀書，王國清先生認為，如果再施加刁難，隻會使傢長不準讓孩子上學。據王國清先生介紹，學校裡的學生通常有情緒阻礙，不是過度活躍，就是過度沉寂，因為很多父母常常把他們鎖在傢中，怕外面骯臟危險，不讓他們出去玩。因此，幼兒園有個特色，那就是每兩個月一次戶外旅行，但由於經費的限制，加上帶著八十來號學生並不安全，所以很多時候隻是去離城寨不遠的公園，奢侈時則會去九龍公園。
但很多時候傢長並不領情，他們認為，既然要念書，就要一門心思花在學習上，認真讀寫；但王國清先生則認為這些活動十分重要，多曬曬太陽，見到陽光，對孩子們有著不可言喻的作用，因為這些孩子在傢裡實在難以見到陽光。
由於城寨建築結構的特殊性，上天臺吹晚風、曬太陽成為居民最喜歡的娛樂方式之一，天臺雖然高低不平但十分寬闊，因此，寨內開始流行養起瞭鴿子。陳昆亮——天臺信鴿人（本人物故事來自《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城寨的天臺，對外來人而言，另有一番生氣和動人之處，昝建以及亂棄的雜物數不勝數，這裡有小型的私人花園、橫七豎八的電視天線、勾五搭六的晾衣繩、臨時的儲水箱，樓宇之間全是三尖八角的空位和大小不一的裂縫，垃圾更是隨處丟，不少墻壁隻剩半塊甚至倒塌，恍如廢墟，有些到不瞭的地方已經是雜草叢生。城寨要鏟平時，工人戴著面罩，身穿保護衣，把天臺常見的石棉瓦（含微細影響肺功能的纖維）屋頂拆掉，以便減少清拆時的危險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