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武夷山“大紅袍”就以它奇妙悠遠的韻味和獨特的巖骨花香被尊為巖茶之王、萬茶之尊，引得多少愛茶人夢寐以求，賦詩吟唱。然而由於年代久遠，戰亂火毀，文獻缺失，“大紅袍”與武夷山的船棺一樣，都披著一層神秘玄妙的面紗，歷史故事、神話傳奇以及民間認識眾說紛紜，使其成為一個不解之謎。

說來慚愧，筆者曾供職武夷山市八載有餘，卻也沒有弄通弄懂“大紅袍”。今年，時逢茶界泰鬥張天福老先生百歲生日，筆者編寫《張天福的武夷茶緣》一書，作為獻給這位老茶人百歲生日的禮物。於是懷著揭開“大紅袍”母樹之謎，探究“大紅袍”身世的願望，筆者查閱有關歷史文獻以及相關人士的文章，采訪瞭多位茶人，掌握瞭大量的資料，終於理出兩條線索來揭開這個謎底。一是揭開“大紅袍”母樹之謎；二是揭開“大紅袍”身世之謎。盡管是筆者的一傢之言，但來源依據確實可靠，相信基本能還原出“大紅袍”的本來面目。故寫此文，以饗讀者。

“大紅袍”母樹之謎

筆者在武夷山市工作時就聽到對“大紅袍”有三種說法：一是說大紅袍即極品肉桂；二是說大紅袍是幾個名叢搭配而制的混合香型的茶；三是說奇丹單叢即大紅袍。當時聽瞭就覺得暈乎乎的，實在不知所以然。去年在網上又看到一篇文章，對“大紅袍”母樹真假之謎也有三種說法：一是根據陳舜年等著的《武夷山的茶與風景》一書《上篇·茶》有記載大紅袍有正副之分。“寺僧因遊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依據書中這句話，文章作者這樣詮釋：“為瞭保護‘正大紅袍’茶樹，僧人故意在‘副大紅袍’茶樹附近刻上‘大紅袍’三字，以轉移遊人的視線。因為‘副大紅袍’長在較高的地方，遊人不易采摘。僧人這樣刻意地‘掉包’實屬無奈之舉。但此舉既可以保護‘正大紅袍’茶樹，無意中也大大提高瞭‘副大紅袍’茶樹的名氣，延續瞭‘大紅袍’的品種和品牌。”這種推測，總覺得不夠可靠。因為武夷山宋代的摩崖石刻比比皆是，卻看不到明代僧人所刻的“大紅袍”。二是根據作者訪問張天福老先生，張老說原來的“大紅袍”茶樹在距離現在“大紅袍”不遠的地方，就在一個大巖壁下的路邊，樹叢也將近一米，上面有水滴從數丈高的巖壁上滴下，終年不幹，正好滴在茶樹上，茶葉非常茂盛，可是在五十年代就死瞭。這種說法顯然有漏洞，既然這株“大紅袍”長得茂盛，又有水源，怎麼會死掉呢？再說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正本“大紅袍”也不止一處。三是民間說法，說的是人們把“正大紅袍”改稱為“大紅梅”，以混淆視聽，更好的保護“大紅袍”。據1951年擔任“大紅袍”母樹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組組長，現已八十高齡的傅志美老人的回憶，確有其事。現在“大紅袍”附近是有一叢大茶樹叫做“大紅梅”，後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枯死瞭。如此說法與第二種說法十分相似，亦應存疑。

帶著有關“大紅袍”母樹之謎，筆者決定找陳德華先生去，陳德華何許人也？

陳德華——中國茶葉學會會員，武夷山著名的茶人，1963年從福安農校畢業，分配到武夷山市茶科所工作，四十多年來一直從事武夷巖茶科研工作，曾任武夷山市茶科所袍母樹過去我在武夷山市工作時聽過三種說法，近期在網上又看到三種說法，你以為如何？”

他說：“大紅袍是最好的武夷巖茶，大紅袍就是大紅袍。那幾種說法都是錯誤的，張天福老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人，他強烈的事業心，對科學執著的追求，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永遠是我的楷模。去年6月，張老寫信給我，說看到我寫的《武夷大紅袍二三事》一文，讓他想起1981年在省茶科所評茶時，很湊巧地將大紅袍與肉桂排列在一起，難道大紅袍和肉桂品質風格上確有其相近之處嗎？張老又談到5月間，有友人來舍喝茶，他泡武夷山茶人劉寶順的2005年大紅袍與肉桂各二杯，也難分得出是哪一種，你認為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嗎？”說到這裡陳德華先生停頓下來，呷瞭一口茶，繼續說道：“其實大紅袍就是大紅袍，也就是現在三叢大紅袍的第2株就是大紅袍母樹正本。我在《武夷大紅袍二三事》中寫過1962年中國茶科所派員來武夷山九龍窠剪枝正本大紅袍，1964年春福建茶葉研究所也派員到九龍窠剪枝大紅袍帶回福安繁育，2005年我到中國茶科所和省茶科所看過他們剪枝培育的大紅袍，與母樹在茶樹、樹型、葉型上都是一樣的，與肉桂茶樹比較則完全不一樣。再則，從萌發期來看，肉桂一般在每年5月10日左右就可采摘，而大紅袍要遲5到7天。此外，正本大紅袍在巖韻上與肉桂也是有區別的。”

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茶科所宿舍樓有帶槍眼的崗樓以防匪患

1985年11月，陳德華先生到福安參加福建省茶葉研究所40周年所慶活動，私下向該所一位老同學要瞭5株大紅袍茶苗，帶回栽種在武夷山茶葉研究所“禦茶園”名叢觀察園中，也就是這5株大紅袍茶苗茁壯成長，承擔著繁殖推廣的任務，20多年來，繁育瞭大量苗木，使純種正本大紅袍的面積年年不斷擴大。

武夷山大紅袍於上世紀60年代初就走出九龍窠，20多年後，繞瞭一個彎，又回到武夷山。回顧這段歷史，面對大紅袍母樹的各種說法，陳德華先生真是感慨萬千……

1998年武夷山市茶葉總廠生產的正巖牌大紅袍 |實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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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紅袍”身世之謎

看完以上的文字，我們已經明確“大紅袍”母樹現在仍然實實在在地存在，純種正本的大面積的大紅袍也存在。“大紅袍”無論從茶樹的樹型、葉型以及萌發期和品質、香型、巖韻都不同於肉桂、奇丹等其它茶品種，這是毫無疑問的。但，現存的“大紅袍”這株母樹，是不是歷史上最早被命名為“大紅袍”的那株？這就有賴於茶葉科研人員做進一步研究工作，本文這節則要探究“大紅袍”身世之謎。在對於“大紅袍”由來的傳說中，有“狀元報恩說”、“皇後治病說”、“縣丞祭茶說”、“縣長命名說”等幾種說法，下面筆者想對幾種說法逐個作個分析判斷。一是“皇後治病說”。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情理和邏輯。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試想當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皇後得瞭“鼓脹病”，要用“大紅袍”來消積治病，即使用快馬，也要十天半個月，且一路上山高路陡，馬能否跑這樣的山路？可見，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二是“縣丞祭茶說”。雖然自古以來武夷山就有祭茶的習俗，也是地方官員出來領頭進行祭茶活動，但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是不合乎古代官場嚴格的著裝禮制，故這種說法也有些牽強瞭。

武夷茶農喊山與開山祭茶 網絡圖片

三是“縣長命名說”。因為現在武夷山九龍窠“大紅袍”摩崖石刻，是民國三十二年縣長吳石仙書寫，由天心村石匠所刻的，因此有人推算“大紅袍”得名於1943年。這種說法有點簡單化。1921年蔣希召著的《蔣叔南遊記》第一集《武夷山遊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遊亦十數兩耳。”可見，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肯定有“大紅袍”茶瞭。還有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卷四裡寫道：“……若閩地產‘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於世。”“建”，即指建寧府（現建甌市），武夷山當時隸屬建寧府管轄；“旗”，指的則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狀似旗、槍，古人常以“旗”、“槍”比著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於世”推算，也就是說“大紅袍”在清朝乾隆年間就名揚天下瞭。足見，“縣長命名說”不準確瞭。

乾隆皇帝

四是“狀元報恩說”。說的是明初有個福建籍舉子雷鎰趕考途經武夷山，中暑昏倒路旁，被天心寺僧人抬入寺中，以茶入藥為其治病。舉子病愈後赴京考上狀元，回天心寺報恩，方丈說救他的乃是一株茶樹，雷鎰即以狀元大紅袍披蓋此茶樹，以表謝恩。這個故事不脛而走，從此，這株茶樹就被人們稱為“大紅袍”。這種說法，最合情合理，也最令人信服。其理由是：大紅袍，顧名思義就是大紅的袍服。我國服飾的發展史上，衣著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於明朝，明朝洪武時期確立瞭基本的官服定制，朝廷明確規定“一至四品著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其中“緋”就是指大紅色。剛中狀元顯然還沒有品級，但狀元地位特殊可著紅袍，“大紅袍”茶出現於明代比較合理。

明代官服

《明史·胡瀠傳》記載明成祖廣泛“頒禦制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號。朱棣為追殺建文帝，曾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胡瀠到瞭武夷山時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瞭“大紅袍”的故事，便請旨敕封，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並正式冊封九龍窠那株茶樹為“大紅袍”茶。清代釋元賢著的佛教古籍《瑞巖實錄·詩偈》中有胡瀠的《夜宿天心》詩：雲浮山際掩禪院，月湧天心透客居。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裡夜可無？

武夷山天心寺

這首詩描述瞭作者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足以證明，尚在明初天心寺僧人就有“大紅袍”一說，與“狀元報恩說”十分吻合。綜上所述，“狀元報恩說”和其他說法相比，更具有史料性、文化性、邏輯性、合理性，其故事情節、時間、地點、人物均和有關史料記載相符合，順理成章，令人信服。

行文至此，“大紅袍”神秘的面紗已被揭開，“大紅袍”的身世及“大紅袍”母樹真假之爭都在世人眼前展示其“廬山真面目”瞭。（文/陳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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