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位大學同學在若幹年前跟我說過的話，他的大意是，生活越順利，對於寫作可能越不是好事。當時契機是，我因為“投機”賺瞭一點錢，他瞭解我，開玩笑說瞭一句話。
對於他的話，我一直記在心頭。我自然不能讓我的生活越過越差，這在當今“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無異於放棄許多應有權利。我想瞭一下，魯迅就是收入長期較高，但寫作上一直精進的“反例”，便也就心安理然瞭。
當然，從古至今，主流的聲音恐怕還是慣性地認為生活的困難與作品的份量是成正比關系的。比如這篇《梅聖俞詩集序》。
梅聖俞又名梅堯臣，被認為是宋詩的真正開創者。引用一段古文學傢，錢鐘書之父錢基博的介紹：“宋初詩人，臺閣之昆體，專宗李商隱，其氣靡。山林之處士，不出姚合，其勢仄。自蘇舜欽始窺李杜，而宋詩之勢始雄，氣始舒。至梅堯臣專攻韓孟，而宋詩之體始峻，筆始遒。”（《中國文學史》）
在所有北宋文人中，南宋詩人陸遊認為：“先生（指梅堯臣）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傢。”其歷史地位不可小覷。
但是，在當時已經十分盛大的名氣背後，梅堯臣的個人仕途卻十分逼仄，對於追求“治國平天下”的中國文人來說，這是有遺憾的。
梅堯臣為1002年生人，出身於貧農傢庭，十六歲參加鄉試不成。幸運的是，還有一個當官的叔父梅詢（於989年進士及第），於是就跟著做事。因為梅詢有功勞，他也享受到瞭一些好處，擔瞭太廟齋郎（掌宗廟社稷祭祀）的差事。這以後還擔任過桐城、河南、河陽三縣的主簿（掌管文書的佐吏）。其中天聖九年（1031）為河南縣主簿。也就是說，梅堯臣在30歲左右一直當著小官吏。真正有大起色的是1051年的宋仁宗召試，梅堯臣獲賜同進士出身，但此時他已經近50歲。6年後的1057年，擔任尚書都官員外郎，大概也是“邊緣崗”。兩年後去世，享年59歲。
梅堯臣去世後，王安石《哭梅聖俞》有幾句詩非常能形容梅的“窘境”：“貴人（指歐陽修）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說的是，即便是像歐陽修（梅堯臣摯友，1058年任翰林學士身份兼龍圖閣學士）這樣的朝廷大臣非常推崇“鼓吹”梅堯臣，但卻沒什麼人願意提拔梅堯臣。
對此，在梅堯臣去世兩年後的1061年，歐陽修在為好友寫這篇《梅聖俞詩集序》時，拋開梅聖俞詩作問題，重點思考瞭梅堯臣的命運問題，得出瞭本文“愈窮則愈工”“窮者而後工”的觀點。
在歐陽修的作品《朋黨論》、《縱囚論》、《釋秘演詩集序》中可以發現一個相似的寫作特點，那便是開頭往往提出明確的、有異於主流經驗的觀點，或借助“君子”“小人”的傳統理論資源為“朋黨”“縱囚”做新的定性，或借助小眾的經驗指出一個社會現象，總的來說，有一種先聲奪人的氣勢。
此文也亦是如此：“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詩集序》）
“詩人少達而多窮”不僅僅是那時候人們的歷史和現實經驗，也是今日之社會的經驗。但是，稍微對於這一經驗進行深入分析的話，大概也會得出歐陽修的觀點，哪裡是寫詩的都是人生窮苦阻塞之人？分明是先有人生之窮苦阻塞，才能夠寫詩。隻有這樣的經驗才能“寫人情之難言”。當然，大概沒多少人會願意為詩人塗抹上這樣一層華麗色彩。畢竟並不是所有人生窮苦阻塞之人最後都成瞭詩人。所以，歐陽修的觀點很難暢通無阻。
可能歐陽修對自己的觀點也未必完全肯定。但關鍵在於，他是歷史上比較早把這一觀點明確提出來的，有先發優勢。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評價相當之高。此後歷代的詩人都可以借歐陽修此文用以自勉。
歐陽修之所以篤定這樣的觀點，或許就是梅堯臣的存在。梅堯臣使他對這個觀點感到自信。在下面的文章主體內容中，歐陽修將梅堯臣的仕途不順與文章詩作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反差進行反復渲染，文筆流暢、揮灑自如、情感動人，以作為前文提到的“愈窮則愈工”“窮者而後工”的觀點的一個典型代表人物。
即“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傢宛陵（今安徽宣城），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宋仁宗時累官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梅聖俞詩集序》）
梅堯臣自己的一首詩《詩癖》表達瞭類似“愈窮則愈工”的意思，或可以與這段話呼應：“人間詩癖勝錢癖，搜索肝脾過幾春？囊橐（tuó）無嫌貧似舊，風騷有喜句多新。但將苦意摩層宙，莫計終窮涉暮津。試看一生銅臭者，羨他登第亦何頻。”
這也是他鬱結情緒的噴薄。南宋袁桷（jué）《清容居士集》雲：“都官公（指梅堯臣）與歐陽公（指歐陽修）由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1056年）始一薦為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荊公挽詩有雲‘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髙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饙（fēn）餾’，此蓋為歐公發也。”這一觀點質疑瞭歐陽修作為與梅堯臣維持朋友關系最久的老朋友，但實際上在梅堯臣的仕途上作為不大。
這未必是歐陽修沒有做過嘗試。1040年，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副使，掌管兵事，欲征召歐陽修為掌書記。歐陽修沒有答應，反而在回信中委婉推薦梅堯臣，其言：“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何如耳。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後多次向范仲淹舉薦梅堯臣。在梅堯臣有限的多次升遷中，都少不瞭歐陽修的助力。比如前面提到的1051年，梅堯臣獲賜同進士出身。在1057年，梅堯臣被任命為屯田員外郎等。
可事實上，梅堯臣可能未必適合做官。他與范仲淹的關系就頗說明問題，令人感到遺憾。范仲淹有一句著名的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實是回應梅堯臣的，出自范仲淹的《靈烏賦》。由於范仲淹敢言直諫，常被貶謫。當時作為范仲淹朋友的梅堯臣就寫瞭《靈烏賦》勸他少說話以避禍，其中提到：“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喙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結果遭到瞭范仲淹的《靈烏賦》的反對。
此後兩人關系破裂。梅堯臣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一為從此失去范仲淹的舉薦支持。比如，據《范文正公年譜》，慶歷二年（1042年），幫助北宋掃清西夏邊患、開始走向權力頂峰的范仲淹一共舉薦瞭20位有志之士，卻沒有梅堯臣。二為對自己所言不慎重感到遺憾，在其1058年所作《次韻答黃仲夫七十韻》說：“曩者忤貴勢，悔說烏鳥靈。烏靈反見怒，終恨屈此誠。當時語頗錯，盍呼為大鵬。”
況且歐陽修給梅堯臣的定位在於“幫閑”。所謂“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這在黨爭激烈、人人立場鮮明的北宋政壇，恐怕不會受到任何一個派別的青睞。
最後一部分內容是這部梅聖俞詩集的介紹，大概內容是歐陽修對梅詩有長達15年之久的喜愛，並參與瞭這部詩集的編輯工作。這是作為序文體不可缺少的信息介紹內容。歐陽修借用瞭與這些經歷表達瞭對梅堯臣詩的喜愛，對梅堯臣的懷念，誠摯感人，對讀者頗有感染力。
即“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餘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傢，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雲。”（《梅聖俞詩集序》）
回到文章開頭涉及的我的困惑，結合梅堯臣的經歷和故事，歐陽修“愈窮則愈工”“窮者而後工”觀點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這個人一直難以獲得仕途或者其他世俗推崇的成功，那麼他擅長的方向可能並非在此，在這種情況下發憤學習和寫作，“愈窮則愈工”的邏輯或許更能成立。如果因缺乏上進心和未努力過而“窮”，或者故意安於“窮”，恐怕也未必能寫“人情之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