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黃城根附近，向任何一個老炮兒打聽“掛歷店怎麼走啊？”，他們都會以十足興致回答你：“是內（那）老頭兒開的吧？您就沿著西黃城根北街一直走，路邊兒就是。”末瞭還要加一句：“嗐，這年頭，誰還去買掛歷啊？”

從地圖上看，黃城根北街四周坐落著故宮、西單、金融街和北海公園，清一色是著名景點，而黃城根北街37號——掛歷店的所在，在地圖上卻搜不到。

耐著性子一路打聽，2小時後，我們終於在一溜兒灰磚土瓦的四合院平房堆裡找到瞭37號。門口掛著兩個紅燈籠，沒有門臉兒，最顯眼的是一個嶄新的紅紙板，上面印著6個白漆大字——“金大爺掛歷展”。

下午4點多，大門緊閉，店主金安光不在。一位老鄰居碰巧路過，招呼瞭幾句：“他這兒沒什麼生意呀，來瞭也就是坐著玩兒。”

沿著狹窄的巷道往裡走，滿墻的手寫紙板十分醒目，“掛歷臺歷，正常營業”，“掛歷、文具、百貨、手機線、日用雜品”，處處彰顯著主人的存在感。黑色的墨汁早已浸出瞭邊兒，紙板也微微泛黃，告訴人們世事滄桑盡在眼前瞭。

每塊紙板的底下都附有金大爺的電話，每3個數字間還都貼心地畫瞭分隔線，生怕撥號的人看花眼。

我們打通瞭大爺的電話，約好一周後見。

在皇城根，掛歷店的指示牌常常引來路人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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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爺的掛歷宇宙

時值盛夏。今年已過一半，明年還有半年才來，前後都不是買掛歷的時候。

見到金大爺時，掛歷店的門臉比上回“隆重”多瞭——知道我們要來，他特地把2塊喜慶的紙板拿出來，上面寫著“歡迎光臨”“中國掛歷文化博物館”的字樣，旁邊還襯瞭好些巴掌大的紅皮日歷。

電視機也被搬瞭出來，畫面裡循環播放著中外電視臺對他的訪談，引來路人的紛紛側目。電視櫃上，一個紅色箭頭極其醒目，直指胡同裡的掛歷店。

在我們到店裡之前，大爺認認真真地佈置瞭一番。這是一傢相當international的掛歷店。

大概是從監控器裡看到我們來瞭，金大爺隔老遠就出來迎接，但一看我們才來3個人，他表情略有失望：“那些北電的學生來給我拍紀錄片，好傢夥，呼啦一下來十多個，拍出來全拿一等獎。”接著又說，“央視的也來過，他們拍完我，又去瞭非洲、美洲和歐洲，一去就是五六個月，厲害著呢！”

說完，大爺不停邀請我們去門口坐著看他以前的采訪視頻，還找來一塊大泡沫板蓋在電視機上，生怕臨近中午的陽光把它曬壞。

大爺在調試電視機。

掛歷店不大，裡外兩間加起來約摸20多平米，僅容2個人並排通過。眼見之處，盡是各種比我歲數還大的掛歷：80年代多見名傢字畫，90年代則是“共和國締造者”系列的巨幅領導人畫像。

五六十年代的也有。“那都是我們的父母輩瞭！”我們好奇地翻看著，不時發出驚嘆。

進入金大爺的店裡，仿佛就進入瞭一個掛歷宇宙。目之所及，全是和掛歷有關的元素。

40年來，掛歷圖案不停在變化，新樣式層出不窮。

據金大爺介紹，五六十年代的掛歷以手繪畫居多，大多表現人民公社和勞動模范的生活，常見的有身穿對襟上衣、肩膀扛槍、在田間地頭面露微笑的婦女形象，以及包著頭巾的女子接受白大褂大夫號脈的情景，當然也不乏樣板戲經典——革命京劇《紅燈記》裡的鏡頭。

一副1954年的“掛歷”，當時還兼具瞭工作記事的功能。店內最古老的掛歷來自1942年，彼時掛歷剛出現不久，前身是月歷牌。

革命語錄也一度時興。一副1967年的掛歷上就寫著“一定要解放臺灣”；而在另一副“1965年歷書”的封皮上則印有“人民公社萬萬歲”字樣。

圖為1950年代的掛歷。這個時期的掛歷很少對內發行，大多對外贈送，承擔外宣功能，有時是中英對照，有時甚至全是外文。圖案離不開建設成就、祖國風光、電影劇照等。六七十年代，掛歷上常見標語。1970年的掛歷，多表現工農生活、革命題材。

到瞭風氣漸開的八九十年代，情況就不一樣瞭。在一眾領袖、風景圖中，美女掛歷殺出重圍。

率先登上掛歷封面的是當紅的電影明星們，大爺的店裡，有笑顏如花的曉慶阿姨，也有1984年首播的《紅樓夢》裡扮演林黛玉的陳曉旭；緊接著無名美人也開始走俏，尤其是80年代末，大尺度泳裝美女成瞭店裡的頭牌。畫面也不再隻是大頭特寫——展示女性身體線條的掛歷封面開始走俏。

同一時期，能與“大美妞兒”拼銷量的就隻有世界名車瞭，回憶起來，印有蘭博基尼康塔奇、法拉利特斯塔羅薩等世界名車的系列賣得最好。

關於這個現象，金大爺覺得很好理解：1949年以前，傢傢戶戶掛的是月歷牌，印制粗糙，款式還單一，不是福祿壽就是大胖娃娃抱個鯉魚的圖案，且一律紅綠配色，談不上美觀，主要“講求實用”。改革開放以後，月歷牌逐漸發展成掛歷的樣式，加之新的向往不斷從縫隙中冒出——豪車、美女、地標等摩登玩意，自然就成瞭裝點傢居的佳品——往通俗瞭講，就跟餓瞭好久突然上菜一個道理。

改革開放後，時裝模特封面的掛歷曾風靡一時。1980年代的掛歷。彼時旅遊的概念在普通傢庭還不常見，印有名山大川和風景名勝的掛歷能滿足人們看世界的願望。1991年，中央電視臺臺柱登上掛歷封面。1993年，偉人畫像掛歷風靡一時。進入21世紀以後，老百姓錢包鼓瞭，早已觸手可及的汽車、美女逐漸過時。書畫、花卉、風景、生肖、偉人、福字反倒成瞭常青款。

在一份印著“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掛歷上，金大爺用5個小夾子固定住邊角，防止卷角和損壞，還有一些掛歷被包上瞭透明的塑料皮。成百上千的日歷就這麼層層疊疊地掛著，一直通到4米高的屋頂。

“最老的是哪一年的？”我問金大爺。

金大爺努努嘴，手朝上方指去：“吶，你看那個小不點兒。”

順著指向望去——與其說掛歷，它更像一個小筆記本，12個月的月歷被濃縮到一寸大的頁面，更多的空間留給個人信息欄和記事簿，都是英文，“這是1942年的，我妹妹在美國給我收的。”

類似的特殊工藝掛歷還有很多——我們在掛歷墻旁邊的小櫃子上，還看到瞭一摞印瞭字的盤子。它們產自100多年前的美國，金大爺一把掀起後面的簾子，裡頭還有好幾箱。

“10萬我都不賣。”金大爺對之極為珍視，“實話跟你說吧，就在前幾天，幫我收到這些盤子的人走瞭，50歲，在美國突發心腦梗。”

印在碟子上的掛歷木刻掛歷

來的客人不同，金大爺會為他們介紹不同年代和主題的掛歷。

懷舊的老年人愛買偉人掛歷，天安門、鮮花、紅背景等元素不可缺少；知識分子喜歡潑墨山水、工筆花鳥，齊白石、張大千等名傢之作是首選；如果是新婚小夫妻，則推薦買寶寶掛歷，寓意早生貴子；傢裡有孩子的話，可以來個書法掛歷……

“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人的層次也不一樣，有的人就想看看日子就完瞭，那就挑本最便宜的5塊錢帶走，但有的人就偏要大氣的，要1.5米x1米的。”

如無特殊需求，金大爺一般給客人推薦最簡單的傢用樣式。

讓金大爺印象頗深的是一位加拿大華人。每年過年，他都要來店裡買上幾十本掛歷，送給旅居各國的華人朋友，“他說代表華人同胞對我表示非常感謝，還說讓我把店堅持開下去”。還有位“正部級幹部”，92歲瞭，“每次來都開著紅旗車，帶著警衛，一年來我這兒兩趟！”金大爺頗為自豪。

當我問到顧客裡有年輕人嗎，金大爺卻不耐煩瞭：“年輕人都不需要！都有手機瞭，還需要什麼？！”

寶寶掛歷流行過一段時間，但進入21世紀後就鮮有人問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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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掛歷”三十年

金大爺的一天通常是兩點一線，往返於傢和掛歷店之間。

夏天的北京，5點半不到天就蒙蒙亮瞭。金大爺通常會趁著早晨的清凈，獨自出門遛個彎兒，然後趕在8點前帶著早飯回傢，吃完早飯後督促老伴兒吃藥。

兩頓飯的中間，金大爺會來店裡待上一會兒。大多數時候，小店並沒有顧客登門，他便獨自一人在店裡轉來轉去，尋思著怎麼把店裡收拾得更好看：“你們來之前，我專門打瞭新的櫃子，下次再來的時候，保證墻上又是一批你們沒見過的新掛歷。”

金大爺在店內，煙不離手。

掰掰指頭，他已經和這些掛歷紙度過瞭40多年。

1962年，金大爺還是年輕小夥，16歲進瞭“二汽（北京第二汽車制造廠）”工作。擱那會兒，這可是個人人羨慕的鐵飯碗，結果有一次，他的手指在機械事故中受傷。“你看，現在小拇指還短一截兒呢。”說起舊事時，他伸出左手給我看。

恰逢1978年改革開放前後，傢裡人順著大潮做起瞭小生意，“就賣‘輕松方便’的掛歷和圖書”。工作中斷後，弟弟妹妹幹脆就邀請金安光一起做買賣，賣出1本就給他1塊錢。

“當學徒工的時候，一個月才16塊，3年後轉正能拿38，表現得好，4年後能拿42。”金大爺一口氣報出一串數字，沒多久，他便辦瞭“內退”，搖身一變成瞭中國第一批個體戶。

金大爺和顧客講起當年，下排的門牙早掉光瞭。

改革開放初期，走在路上都能踢到發財的機會，金大爺曾跟《北京晚報》回憶過，那會兒大街上全是做生意的，開飯館的、開旅店的、賣工藝品的、搞裝修的，“能掙錢的都出來掙錢瞭，誰願意受窮啊？”

八九十年代，掛歷熱潮興起，金安光也撞上瞭這樣的機會：“（賣掛歷掙到的錢）讓我太知足瞭。”

記得不是1978還是1979年瞭，小店在平安裡開張，金安光給它起名“京華書店”，掛歷還不是主營業務。那會掛歷還是個奢侈玩意，“將近10塊錢一本”，而大傢的工資“一個月也就三四十塊”，因此在普通老百姓傢裡還很難看到。

到瞭80年代中後期，北京城裡很多收益好的單位會在春節前夕花公款買掛歷分給職工，加上“美女掛歷”大火，掛歷逐漸成為百姓們喜愛的年節禮品。朋友見面、上門做客，講究捎本掛歷，為瞭讓老師多關照孩子，傢長也會買本掛歷送老師。

“沒有本掛歷，不叫新一年。”傢傢戶戶達成瞭這樣的共識。在沒有智能手機的提醒的年代，人們全憑墻上的一紙掛歷計算著年月；每逢歲末，鄭重地換上一副新掛歷，舊的一年才算是翻瞭篇。

與上個世紀的掛歷相比，2004年的掛歷款式和裝幀都有瞭明顯的變化。

“八九十年代，日歷印刷廠是國營事業單位，屬於北京的各個出版社、彩印廠、電影印刷廠和書店。”金大爺回憶。

臨近9月和10月，印刷廠的機器便晝夜轟鳴趕制，北京城的掛歷也攤一個接一個支瞭起來，光是一條街上就開瞭三四傢掛歷店。1990年前後，金安光從印刷廠進貨，“拉回來一車，恨不得沒卸完貨，就都賣出去瞭”。他盤算過，1年賣1萬本不成問題。

鄰居趙大爺對當年的盛景仍記憶猶新：“至少三四十年吧，生意一直好到脫不開身。”他今年86歲瞭，頭上僅剩幾根黑發，已經記不清和金安光互為鄰居瞭多長時間瞭，隻記得“以前吧，挺大的那紙箱”，他朝我比劃著，“好多箱，都裝著掛歷，一車一車地發走”。

金大爺把中外報紙的報道都悉心裱瞭起來。

這樣的光景一直持續到90年代末。這些年間，掛歷的價格沒怎麼變過，從十多塊漲到二三十元，人們的收入不知道翻瞭多少倍，掛歷卻賣不動瞭。

1996年，北京市下令禁止公款買掛歷，單位不再大批量訂購掛歷，金安光發現，店裡“生意不好瞭”；掛歷的熱潮悄沒聲兒地褪去，北京的印刷廠眼看掙不瞭錢，漸漸地也就做不瞭。

“全搬傢瞭，北京不讓開這種污染環境的工廠，都搬到廣東去瞭。”金大爺重重地嘆瞭口氣，白煙圈罩著他的臉。

之後，“京華書店”的書也賣不動瞭，“當年可是暢銷書啊，現在全變舊瞭”，他嘗試過將店面劈成兩半，一半專賣文具，但無補於事。

在一次次“升級改造”中，出售的東西變瞭又變，但掛歷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千禧年到來，街道改造，位於平安大街的“京華書店”面臨拆遷，金大爺蹬著三輪車，一趟趟地把掛歷運到黃城根的新店址，那是他老伴原來的傢，有兩個門臉兒，掛歷一擺出來，過路的人都能看見。

前幾年，胡同也改造，好不容易張羅開的門臉兒被水泥糊上，附近的店鋪陸續關門，但金大爺不肯。

由於“開墻打洞”，掛歷店原來的臨街大門被封。

兒子理解不瞭他——這生意一年就做一回，掙不著幾個錢——“像街坊鄰居一樣把房子租出去多好啊？”城管也不時上門勸說，讓他別在這開店瞭，他不聽。

為防城管上門騷擾，這位連微信錢包提現都不會的七旬老人在店裡裝瞭n個攝像頭，從胡同口到進門，一個死角也不留。

40多年後，掛歷不能再給他帶來“太知足的收入”，卻成瞭他放不下的執念。他甚至給出瞭一個誇張的形容：“掛歷就是我的生命。”

它們就這樣雷打不動地掛在墻上，見證瞭時代變遷；那些印有俄語、英文的外國掛歷跨越瞭100多年的歲月，承載著世界各地不同人傢的故事，最終也來到金大爺的小店裡，被他小心翼翼地撫平、擦凈，裹上包裝膜，掛在墻上。

大爺翻看著自己收藏的掛歷。

每天他會來掛歷店坐上一會兒，有時候是兩三個小時，有時候是幾十分鐘。

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些老顧客，有人從中年時開始從這兒買掛歷，現在已經年逾古稀；有人搬瞭傢，一到年底，定會坐著2個小時公交回來買；在留言薄上，有位署名為中財老師楊慶鄂的寫道，過來是為90歲的老爸買掛歷。

大爺店裡有本留言簿，很多顧客寫下對大爺的祝福，還表示“明年再來”。

“每次到店裡，就感覺時間沒有流逝，人們還沒有走啊。”

唯一的變化是腳邊多瞭一條無名的狗，那是前幾年，附近幾個孩子送過來的小流浪，金大爺給她取名“黑妞”。黑妞不喜叫喚，總是趴在他腳邊，靜靜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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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著“扯”著，日子就過去瞭

我們在掛歷店待瞭大約4個小時。期間沒有一個顧客。城管倒是來瞭一次，還沒進門，金大爺就從監控上看到瞭對方，他的語氣迅速上昂：“你來做什麼？不賣給你！你走吧！”

前兩年，媒體來采訪他時，門口除瞭寫有“掛歷展”和電話的紙板外，還有一些更有人情味兒的留言牌，“中午吃飯，30分鐘回店”，“下午停業半天，帶老伴出門，明天開業，謝謝”。一筆一畫，工工整整。

這一次，我們卻沒有看到。

“買掛歷打電話”的告示倒是一直保留著。

他今年74歲瞭。和每個上瞭年紀的老人一樣，每當我說完一個長句子的問題，他會明顯地遲疑，讓我再說一遍。有時我放慢語速，分拆成幾個小短句，連續重復問上三四遍仍無濟於事。

“嗐，說不清楚呀，這裡面事兒多瞭去瞭，一時半會兒跟你說不清楚，知道嗎？”隻有兩個話題能夠使他迅速亢奮，一個是照顧生病的老伴，另一個是不停上門勸說他的城管，前者讓他疲憊又不忍心，後者讓他憤怒。

他尤為關心我成傢沒有，北京人還是外地人。甚至在采訪完後過瞭一周，我還接到他打來的電話：“什麼時候再過來坐坐呀？沒什麼，就是有個男孩子挺不錯的，30多歲。”末瞭又囑咐：“有空來玩啊。”

大爺的背影

那天，我問他上一次賣出掛歷是什麼時候，他支吾著說不上話，過瞭會兒，才自言自語道：“我這是下半年的生意，你們要10月或者11月份來啊，那時候就有人開始買掛歷瞭，買上幾本送朋友、送留學生，或者自己帶上掛歷，去美國和加拿大看望孩子去，就是這樣看著，看著。一年到頭，買上一本掛歷好好看看日子，這是咱中國的傳統文化啊。”

臨近下午1點，我們正準備離開，終於來瞭今天的第一個顧客，也是位上瞭年紀的大爺，挑挑揀揀，最後選瞭本最便宜的、帶黃歷的臺歷。

“20。”金安光說。

“我隻有10塊和100的啊！”對方遞過去100元的鈔票，金安光接過，回裡屋翻找零錢，沒有。

“算瞭算瞭，你先給10塊吧，下次記得給我送來。”

“好嘞，謝謝您。我可能得下周再來瞭。”

來買掛歷的老主顧

金安光目送對方遠去，又走進裡屋坐著，獨自等待下一位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的顧客。

“（今年）一年366天，我營業365天，就休息一天，那是大年初一，我領著我老伴兒逛廟會去。”金大爺沒出過遠門，傢人說過多次要帶他出去玩，廣州、深圳、東南亞，他報出一串出遊地點——這大概也是一個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在北京生活瞭一輩子的老人，能想到的最遠的地方——但他都拒絕瞭，怕客人來瞭找不著他。

“我哪兒都不想去，也不打算出去瞭，就守著掛歷。”

無論客人要什麼樣的掛歷，金大爺總能第一時間從層層疊疊的掛歷堆中翻找出來。

“你知道什麼叫‘白扯’嗎？”他問我，見我搖頭，說，“剛才賣出去的那本就叫‘白扯’，你看那白色的日歷紙，一天一張，今天過瞭，就扯一張，明天過瞭，又扯一張，最後來就越扯越薄，這一年就完瞭，明白嗎？”

這話讓我想起2015年的一篇報道。那時，大爺也許還沒老到記不清開店的具體年份，他對著當時來采訪的北京青年報記者說：“老人早上撕一片日歷，是在告訴自己，自己又活瞭一天。”

不少老主顧是這麼和他說的：“我年年都來這裡買你的掛歷，要是哪一年年根兒我沒來，老兄弟，你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瞭吧？”

參考資料 —————————–

[1]2018年，《北京晚報》，《這傢小店承載一代北京人記憶，店主經營40年夢想能開掛歷博物館》

[2]2019年，《北京青年報》，《京城最後的掛歷店一位老北京的堅守》

[3]《健康之友》，《有一種懷舊叫掛歷有一傢小店賣回憶》

[4]2015年，《中國青年報》，《金安光：賣掛歷》

文 陳明輝 | 攝影 李晶 | 編輯 簡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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