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
1970年代以前，它們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導，後因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實現瞭經濟騰飛，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火車頭。
同步發生的事情還有：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
都是發生在六七十年代，難道這些事情就沒有聯系嗎？
當然是有聯系，而且聯系很大，但必須要把歷史背景交代清楚。
拋開歷史背景談單獨的事件，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一）
1950年6月，美軍越過三八線，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前線，抗美援朝正式打響。
但是美國需要直接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軍需供應。如果從美國本土運輸軍需彈藥，需要跨越太平洋，成本太高，況且不知道戰爭要打多久。即使強大如美國，也不願做這樣的賠本買賣。
於是美國便將軍工生產線轉移到距離最近，成本最低的日本。日本也因為朝鮮戰爭的特殊機遇，實現瞭戰後‘再工業化’，日本重新武裝起來。在此期間，美國總共向日本投資147億美元。
‘再工業化’的不隻是日本，還有西歐。
為瞭防止蘇聯共產主義入侵西方，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瞭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總共接受瞭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其中90%是贈予，10%為貸款。西歐也重新再工業化。
二者因為不同原因，都實現瞭再工業化，看似是一件無比幸福的事情。
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在進入六十年代之後，各國相繼出現生產過剩。這就和1929年—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如出一轍。
何為生產過剩？就是供大於求。工廠庫存商品過多，不能及時銷售出去，那麼就無法進行正常的再生產瞭，開工率僅僅需要一半或者更低就能滿足需要，一個月需要放半個月的假，看起來是挺好的，但是工資單上的數字會讓你流淚到天亮。
並且，隨著市場的飽和，勞動力和土地的價格也飆升瞭很多，制造業成本上升，利潤率下降，導致很多資金不願意留在制造業中，紛紛轉向投機市場，以獲得更大的利潤。於是，大量資本湧入最大的投機市場——股票市場，迅速導致股票泡沫化，大量企業資金鏈被阻斷，企業破產，大量的失業人口便被制造出來。
尤其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一部分人，他們因不能適應對勞動力提出的更高的文化、教育和技術要求，不僅失去瞭就業機會，甚至失去瞭就業的能力和資格。在一片繁榮的經濟中，他們的地位卻一步步的邊緣化瞭。福利國傢並沒有像他們所許諾的那樣，可以約束經濟的自發力量，使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免受危機的困擾。
他們的收入來源沒瞭，或者被‘放養處理’，隻進行必需品消費，像汽車、衣服，能不買的就不買，僅僅能夠維持生存就好，從而將為數不多的錢存起來。這是在自保，但是卻導致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減少瞭，通貨緊縮便產生瞭，企業收入進一步減少，股票市場持續不景氣。如此，便形成瞭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
失業人群制造瞭大量的社會動蕩，酒後恣意鬧事的大有人在，社會犯罪率不斷攀升，監獄中人滿為患。
曾經為瞭解決工人酒後鬧事，美國曾經在1920年頒佈禁酒令。凡是制造、售賣乃至於運輸酒精含量超過0.5%以上的飲料皆屬違法。自己在傢裡喝酒不算犯法，但與朋友共飲或舉行酒宴就屬於違法，最高可被罰款1000美元及監禁半年。 21歲以上的人才能買到酒，並需要出示年齡證明，而且隻能到限定的地方購買。
禁酒令導致地下王國迅速崛起，私酒黑市交易增多，黑社會通過販賣各種酒獲取瞭大量收入，於是便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建立在私酒黑市暴利的黑幫幾乎讓美國社會崩盤，權錢交易也比比皆是，司法人員早已被賄賂的暈頭轉向，警察所代表的公權力腐敗不堪，隻有黑幫分子的日子紅紅火火。嘴裡是生意，心裡更是生意。
於是在1933年，羅斯福上臺之後，迅速將禁酒令廢除。在電影《美國往事》中，禁酒令廢除之日，私酒販子抬出棺材，預示著一個黑幫時代的壽終正寢。
但是羅斯福知道，這隻是第一步。並且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的一般內生性矛盾，通過自由市場是無法解決的。
因此羅斯福繞開市場，政府直接出資，修建大型工程，將讓失業的勞動力聚集到工地上來，讓他們有事可做。此舉減少瞭社會動蕩，但是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真正讓美國擺脫危機的，是二戰。因為戰爭的巨大需求，大量的失業工人去往前線。同時美國援助蘇聯、英國的武器，也讓大量失業者從事軍工生產，工人的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市場被盤活，經濟危機被一舉掃除。
（二）
資本主義社會為何不能解決生產過剩危機呢？
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是為資本服務的，資本必須自由流動，才會有自由貿易。可是自由流動的資金不會自發的流到普通民眾需要的地方，而是會流向獲利最大的市場，制造更大的泡沫。他為社會制造瞭許多麻煩，但是卻要讓人民受苦，讓政府來解決。
一戰、二戰，都是生產過剩危機造成的，那麼隻好‘推功過血’，通過戰爭，將過剩危機轉嫁到別國。但是在60年代，全面冷戰的氛圍下，大范圍熱戰，這是美蘇兩國不希望發生的。
但是生產過剩危機總是需要解決的，不能一直留在國內，否則經濟無法運轉。很快，他們就找到瞭解決問題的辦法。
二戰之後因西歐國傢普遍衰弱，無法控制殖民地，眾多國傢紛紛獨立。國傢數量由幾十個增長到200多個。
國傢獨立之後，還沒開始高興呢，就發現自己一窮二白，白手起傢都起不來，因為都被殖民者掠奪幹凈瞭。此時的他們，也知道發達國傢的生產過剩危機，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過渡時期的必然矛盾。但是在發展中國傢，勞動力資源豐富，恰巧可以承接發達國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隻是自己要承擔污染、浪費與勞資矛盾的被轉移的代價。
發達國傢也有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意願，因為隨著國內市場飽和，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開始上升，生產成本增加，換誰做老板，都願意將產能轉移出去，這和意識形態，或者東西方對立都沒有關系。
於是， 發達國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發展中國傢大規模的轉移。那麼日本，就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輸出到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
因為這些地區，都有著許多優勢。
一，擁有優良港口。有利於出口加工型企業的發展，減少運輸成本，縮短進出口貨物的運輸時間。
二，勞動力充足。為瞭應對二戰之後人口減少的危機，各國鼓勵生育，尤其是發展中國傢，生育率更是居高不下，產生瞭全球范圍內的‘嬰兒潮’，這股嬰兒潮到瞭七十年代，正好可以作為勞動力。
三，權力集中制。韓國的樸正熙（樸槿惠的父親）建立軍人政權，新加坡與臺灣（當時為蔣經國執政）都是一黨執政。他們可以集中資金與土地，降低投資難度，縮減征地程序，並動員大量勞動力去發展工業。
正是有瞭這些條件，工業產值方才迅速上升，經濟才會迅速發展。
但是這些國傢的港口數量與規模都不如中國，勞動力和政權集中制，中國更是絕對的NO.1。所以向中國轉移過剩產能就成為歐美與日本的必然選擇。於是就出現瞭文章開頭的那兩幕，美國、日本先後與中國建交，雙雙向中國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
於是，沿海開放城市迅速產生，借此承接來自日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彩電、汽車、冰箱、洗衣機等生產線，中國的訂單也消化瞭日本訂單的50%，借此日本也度過瞭生產過剩危機。中國也借此完善瞭工業體系，借助龐大的內部優勢，亞洲四小龍迅速被超越，東方巨龍終於騰飛。
與此同時，日本的電視劇、電影，也被大量引進，三浦友和、山口百惠的《血疑》就是典型。
（三）
可是，發達國傢會毫無私心的，將資金、技術、工程師、管理經驗，全部交給發展中國傢嗎？
當然不會。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是自古的規矩。原本還上錢就可以瞭，可是事情絕沒有那麼的簡單。
就像1980年代，中國接受的日資共3000億日元，可是在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升值（直接翻番），外加通貨膨脹，中國足足還瞭1萬億日元。
世界就是如此殘酷。但是中國還還得起，像很多國傢還不上，這該怎麼辦呢？
將資源主權、貨幣主權交給別人。雖然依舊能得到貸款，助力本國經濟發展，但是在飲鴆止渴。很多國傢喪失瞭自主的貨幣權、財政權、市場權以及稅收權，失去瞭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權，主動權完全在發達國傢手中，可以隨時將其玩弄於股掌之間。若是不聽話，隨時會斷掉資金鏈，讓其就范。若是聽話，還給兩顆糖吃。
就像南美洲的厄瓜多爾，它是世界著名的香蕉之國，但是香蕉貿易、物流與結算都不在國內，農產品作為原材料都 被跨國公司拿走瞭，因此就造成瞭‘生產在國內，收益在國外’的尷尬局面，厄瓜多爾的百姓沒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存款，也就沒有金融投資能力；政府沒有收入，也就失去瞭宏觀調控能力。
並且在話語權主導下，說他們的制度不好，要求其‘制度轉軌’。這些國傢自然無力抵抗歐美國傢，便紛紛轉向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也曾受過這樣的苦。
在1950年代，蘇聯幫助中國完成瞭‘一五計劃’，幫助中國建造瞭工業基本骨架，比如化工產業。
沒有化工人才怎麼辦？那就按照蘇聯的體制，在學校裡設置化學專業，在蘇聯引進化學教材、化學老師，甚至是學校管理層。
化工設備呢？還需要按照蘇聯的標準來，當溫度、濕度、電壓等達不到標準之時，你也生產不出合格的產品。
政府機構更要改，這就需要讓中國的政府人員接受蘇聯政府官員的指導，學習如何管理現代化工廠，如何保證資金鏈、物資供應鏈的暢通，這些都是學問。
甚至在軍隊中，蘇聯專傢也將其進行瞭修改。服裝、鞋子、腰帶都是蘇聯的，甚至在坦克、飛機協同作戰之時，該如何指揮，蘇聯都手把手的教。
經過這麼多的修改之後，中國已全盤蘇化瞭。
雖然工業體系開始慢慢的搭建，工業產值穩步上升，但主動權也在逐漸喪失。這不利於中國的長久發展，於是當赫魯曉夫提出要在中國駐軍之時，毛主席直接霸氣的回應到：你把中國拿走，我上井岡山。由此導致中蘇關系全面破裂，1958年，蘇聯的工程師、工業設備、資金與圖紙全部撤出。
蘇聯援助的50億美元資金還是要還的，於是全國勒緊褲腰帶，過瞭好些年的苦日子，並且還在1960年鬧瞭大饑荒。但是咬著牙堅持著，直到1966年，周總理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外債的國傢。此時，中國才算還清瞭對蘇聯的債務。
臺灣則沒有堅持獨立自主，便引進瞭美國的一人一票多黨制，最終失去瞭對資源的控制權，經濟開始走下坡路，直到現在，也沒有增長。
（四）
亞洲四小龍，隻不過是承接瞭日本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這符合一般的經濟規律，為何會被稱之為‘經濟增長奇跡’呢？
原因就在於，他們都采用瞭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主流價值觀相符。於是西方便借助其在全球獨一無二的話語權地位，大力宣傳，於是其他國傢也紛紛采用市場經濟體制。這正是西方所希望的，尤其是美國。因為隻有如此，才能讓其放開市場，美國才能利用金融霸權，跨國資本才能夠控制其經濟以及金融體系，從而在關鍵時刻轉嫁危機，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就是典型。
之所以不宣傳中國的復興，因為中國發展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教科書大相徑庭。中國的金融市場還不是完全自由的，還有很大一部分沒有完全放開，不在市場上流通，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這不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因為他無法掌控這個國傢。
就像前蘇聯一樣。在1980年代，蘇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占世界糧食進口總額的45%。
同年四月發生瞭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為處理此事故，蘇聯花費瞭200多億盧佈，財政大量開支，導致蘇聯財政捉襟見肘。
並且，美元作為全球結算貨幣，控制著全球貿易。當蘇聯出現財政危機之時，便想通過石油來換取外匯。但是由美國授意沙特，沙特石油產量增加兩倍以上，石油市場價格大跌，導致蘇聯換匯能力下降，也就無法大量進口糧食，導致糧食危機進一步加劇。
由於蘇聯長期重視工業，輕視農業的發展 ，致使農村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的勞動力，不惜一切代價奔向城市去過更為富裕的生活，而不是留在基礎設施不完善、醫療衛生系統嚴重欠缺、教育不發達的農村。這種‘鯉魚躍龍門’的沖動和壓力，使得農村喪失瞭最具生產力、創造力的精華，發展潛力喪失，發展活力為零。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讓蘇聯的農業問題無法暫時緩解。
同時，城市人口對肉、蛋、奶等高營養價值的追求，導致更多的糧食被畜牧業的飼料所占據，無法為3億人提供口糧，使得糧食危機更加惡化。無論是城市，還是在鄉村，人們連憑票供應的食品都難以搞到。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尾偏遇打頭風。
由於，世界上大多數報刊所發表的國際新聞，有90%來自‘四大通訊社’——美聯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西方就成為瞭‘全球麥霸’，想說啥說啥，隻有他說的話被全球聽見，大傢也隻能聽他說話。於是西方媒體便開始大肆宣傳，蘇聯之所以會出現財政赤字，是因為沒有采用市場經濟體制，一旦采用，所有問題都解決。
並且受到當時‘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蘇聯也開始認為自己的政治體制不好。同時，如果停止進口西方的技術設備，就會拉大與西方的科技差距，自身經濟發展潛力就會縮小。所以就進行瞭市場化體制改革，解決財政危機，比如‘沙坦丁計劃’、‘500天私有制計劃’，結果導致蘇聯出現更為嚴重的危機，各同盟國得到的經濟援助進一步縮小，蘇共中央集權的向心力無法維持，終於在1991年解體。
在蘇聯解體後，中國反思瞭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蘇聯的財政危機，是因為蘇聯政府的財政收入僅僅依靠收稅和石油換匯，渠道較為單一。於是加快瞭自由的經濟貨幣化、經濟資本化，逐步建立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利用國傢政治強權為基礎發行國債，這樣可以獲得大量資金，隻要這些資金對應的是實體資產就可以。國債相對於股票來說，是更加安全的，隻要國傢存在一天，國債就可發行，但是企業的股票就沒有這麼穩定。
所以，中國發行的國債每年都會賣光，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但是中國政府不怕負債，因為中國的國債對應的都是如道路、橋梁、機場、港口等實體資產。所以習總書記會說：不好隻看負債的數量，更要看負債的結構。
我們並未受制於西方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約束，而是中國先賢們留下的靈活機動的處理現實問題的策略方法，用自己幾千年來形成的思想體系來自主的解讀、解決中國應對挑戰的經驗，這就是文化自信，而不是像蘇聯一樣，面對解體的悲慘結局。
在蘇聯解體後，西方媒體還報道，英國和美國是打敗納粹德國的主力，而沒有蘇聯的功勞，這不是虛假報道嗎？在諾曼底登陸之前，蘇聯承受瞭德國70%的軍事壓力。當時蘇聯全國總人口為1.8億，四年的衛國戰爭，軍民共死亡2660萬（俄羅斯近年公佈的數據），占據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二戰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傢。並且多為20多歲的年輕人，以至於到戰爭後來，年輕人基本上打光瞭，蘇聯不得不動員更多的老人與婦女來參戰。
而美國之所以會這樣報道，就是因為蘇聯已經解體瞭，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在2019年，針對香港動亂的報道，更是變本加厲。當年，在全球有70多個國傢爆發長期、劇烈的暴亂，而紐約時報、CNN、BBC這些新聞媒體，對香港示威的報道時間超過其他70個國傢的總和。並且，香港示威人數也不是最多的、持續時間不是最長的、死傷也不是最慘重的。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這是西方媒體故意為之，狼子之心也，借此挑撥大陸與香港分離。
西方話語體系雖然很強大，但是西方文明自身卻在走向衰落。
在2020年的抗疫表現中，歐美國傢集體撲街，屢遭滑鐵盧，感染與死亡人數迅速攀升，並且多為平民。已經自身難保，根本無法幫助別國，甚至出現搶奪別國醫療物資的事情發生，不禁讓人大呼‘無恥，無德’；
陽性感染者，因為醫院床位不夠，所以隻能在傢依靠自身免疫。
當中國走出新冠困擾，而世界疫情爆發的同時，中國積極伸出援手，向多個國傢和組織提供力所能及的醫療援助物資，發揮最大醫療物資產能國優勢，在2020年，向世界各國提供瞭2000多億口罩、20億件防護服、8億份檢測試劑盒，為全球抗疫，貢獻瞭中國力量。體現出負責任大國應有的風范與擔當，中國與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共同維護地區和全球公共衛生安全。
中國政府已經向150多個國傢和國際組織提供急需的醫療物資援助，並積極為各國在華進行商業采購提供便利。
中國抗“疫”成功的經驗給世界各國提供瞭參考，中國所做的努力得到全世界認可，中國抗“疫”措施和建議正在被世界多國所采納，各國以中國為榜樣，遏制疫情傳播，加強溝通與協調，擴大在防控措施方面的國際合作。世界各國也願意多多傾聽來自中國的聲音。
畢竟，誰都喜歡‘雪中送炭’的朋友，討厭‘雪上加霜’的敵人。
結尾
後疫情時代，全世界都對中國感到好奇，都想進一步的瞭解中國，但是中國的文化輸出還存在著嚴重的‘信息赤字’、‘內容赤字’。中國人隻知道埋頭苦幹，努力的發展經濟。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是世界第一，達到瞭美國的兩倍。但硬實力強大的同時，軟實力還‘很軟’，文化輸出與經濟影響力是不匹配的。
我們已經做的很好瞭，還可以做的更好。
我們不僅要站著把錢掙瞭，但更需要站著講好中國故事。
我們應該充滿自信。因為四大古文明中，隻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從未中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包容精神，能夠吸收其他文明的智慧，為我所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東漢之時吸收瞭印度佛學，19、20世紀吸收瞭西方哲學的精華，尤其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與西方文化的強勢和伊斯蘭文化的極端不同，華夏文明註重“中庸”的處事思維，這為解決國際爭端開辟瞭一條新道路，提供瞭一條新思路，這種思路得到越來越多國際社會的認可，也為那些處在西方文化邊緣的國傢和地區提供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讓他們運用這些智慧解決自己本國的問題。
我們一定能夠實現從“解讀中國”到“中國解讀”的跨越，變被動為主動，傳播‘中國好聲音’，演繹‘中華好故事’、放飛‘中華好夢想’。讓世界各國瞭解，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一道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共謀和平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