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十二月，驕橫一時的大將軍年羹堯被雍正帝賜令自盡，年案似已結束。但接踵而至的兩起文字獄——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案，使大小臣工深感這場政治風暴的餘波還沒有平息。

為搜集罪證和窮治年黨，對年羹堯在京及外地寓所進行瞭嚴密查抄，在查獲的書籍信札中，汪景祺的《西征隨筆》一書和錢名世寄贈年羹堯的幾首詩受到雍正帝的格外重視。汪景祺曾為年羹堯的入幕之賓，他寫的“功臣不可為”一文意在告誡幕主吸取歷史教訓，已涉身於政治鬥爭。特別是他寫詩譏笑康熙帝，詛咒年號“雍正”有“一止之象”，為不祥之兆，犯的是“悖逆”大罪。雍正帝認為，對他的處置並無棘手之處。年羹堯剛一賜死，便公佈汪景祺種種罪狀，立斬梟示。下面輪到錢名世，可就沒有那麼簡單瞭。

錢名世是江南武進人，時為翰林院侍講。他與年羹堯沒有朋黨瓜葛，隻是二人同為康熙三十八年中的舉，南北鄉試同年，但僅據這一點又怎麼算得上年黨呢?再來研究他投贈年羹堯的詩，第一首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把年羹堯比為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諛頌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政治問題。再看第二首，錢名世是這樣寫的：“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別人讀不懂，還作瞭註解說：“公(指年)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原來，在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胤禵曾督兵入藏，康熙帝為此特立“平藏碑”。當時年羹堯任四川總督，佩定西將軍印，參預瞭調兵入藏之役。錢名世認為，應立碑於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後，表彰年的功績。他不過是從五品的清閑翰林，發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見毫無政治影響，更何況以同年贈詩，旁人也不曾與聞。總之，錢名世可抓的辮子就這麼多，雍正帝反覆斟酌，決定還是不能輕易地放過他。

雍正帝自有他的道理。懲創錢名世，絕不是有意和他個人過不去，而是他的所作所為代表瞭官場中一種惡劣的風氣——妄自揣摩，趨附權貴。如果聽任其蔓延，就會助長朋黨之風，威脅皇權。就以年羹堯而論，他就借著受到皇帝眷寵，大肆招搖，而大小臣工竟以年大將軍為權勢之所在，麕集於他的麾下，結成瞭一個盤根錯節的年黨。使雍正帝深受觸動的有這樣一件事：雍正二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後，帝加封一等公爵，當年年底，年羹堯入京陛見，九卿、督撫級的大臣跪在廣寧門外大道旁迎接，甚至體制尊貴的王公也有下馬問候的。在這一群諂媚權臣的無恥之徒中，雍正帝最為警惕的是某些名士，從自己的政治閱歷中，深感此輩居心叵測。這可以舉出陳夢雷與何焯。

陳夢雷文才敏妙，未冠成進士，以後涉嫌附逆，被流放到瞭沈陽。康熙三十七年蒙恩召還京師，在皇三子誠親王胤祉門下，以白衣身分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帝很賞識他，曾賜他一副對聯，上面寫著“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康熙晚年，諸王爭儲，誠親王胤祉是有力的競爭者之一，下面有陳夢雷這樣的名士為羽翼，氣勢大盛。雍正即位伊始，立即將陳夢雷再次發遣關外，栽給他的罪名是：“累年以來，招搖天忌，不法甚多”。總算發泄瞭對陳夢雷多年的隱恨。何焯與陳夢雷相仿，他遵照康熙的指示，侍直皇八子廉親王胤禩府中。這廉親王胤禩與誠親王胤祉同樣是雍正的政敵，而且是更厲害的對手。他寬仁好文，深得士大夫的心。康熙五十年前後，圍繞著皇太子胤礽立而復廢的事件，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勢力的明爭暗鬥達到高潮，康熙帝為削弱皇八子胤禩的勢力，將何焯的翰林院編修、進士統通革去，胤禩的羽翼被剪掉，當時為雍親王的雍正帝暗自高興。雍正帝在考慮是否處置錢名世時，很自然想到瞭陳夢雷與何焯，因為他們三人同為依附權貴，又都是名士。

錢名世才華橫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稱。他早年師事浙東著名史傢萬斯同，萬斯同對他很器重，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就交給他“屬辭潤色之”。錢名世的詩名氣更大，當時雄踞詩壇的王士禎對他的詩才大加贊譽。康熙四十二年錢名世又蟾宮折桂，考中本科進士第三名——探花。諂諛年羹堯的大有人在，但像錢名世這樣的名士卻不可多得。拿錢名世開刀，除瞭這些有利之處以外，還有一個極大的便利——他在士林中的名聲很臭。

錢名世是個典型有才缺德的人。他的老師萬斯同是浙江鄞縣人，在北京去世時親屬都不在身旁，於是錢名世就穿起孝服，主持喪事。事畢，竟把老師的數十萬卷藏書席卷而去，據為已有。為此，很受士人的鄙薄。康熙五十年錢名世官翰林侍講，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奉旨革職。對錢名世這樣的人，無論怎樣糟踏，別人也不會同情。雍正帝是這樣想的，借錢而整肅官場的腹案便確定瞭下來。

雍正四年三月，即處置年羹堯、汪景祺之後三個月，錢名世被拉出來審判瞭。大學士、九卿等迎合雍正帝的意旨，奏請將錢名世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在羅列的理由中除作詩諂媚年羹堯外，特別強調錢名世把平定西藏的功勞，歸美於年，大學士、九卿認為此舉甚屬“悖逆”。這個罪名如果成立，那麼錢名世盡法處死且不去說，他的親屬也要跟著遭殃。

雍正帝卻不同意大學士、九卿的奏請，他降旨說：“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死”。話講到這裡，雍正帝顯得很嚴肅，很公允。但接下去宣佈對錢名世的處分時，竟是令群臣不勝驚駭的惡作劇：“錢名世革去職銜，逐回原籍禁錮，禦書‘名教罪人’四宇，由地方官制成匾額，張掛於錢名世所居之宅。”

古往今來，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塊不倫不類的“匾額”；古往今來，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一位獨出心裁的君主。不過，說起來，如此近於兒戲的舉動也完全符合雍正帝乖張的個性。兩年前雍正帝曾給黨附皇八子胤禩的阿靈阿和揆敘親書墓碑，前者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後者的碑文是：“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錢名世不便處死，不好如法炮制再禦書一座墓碑，但循著挫辱阿靈阿、揆敘的同樣思路，很容易想起送他一塊禦書匾額，讓他無臉見人，雖生猶死。錢名世不張掛此匾怎麼辦？雍正帝想得很周到，他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宅查看，如不懸掛，呈報督撫奏明治罪。

然而，對錢名世的處分還不止於此。雍正帝覺得，掛“名教罪人”匾隻能把錢名世在他老傢搞臭，還不能充分發揮警戒大小臣工的作用。於是命在京現任官員，凡由舉人、進士出身的，都要仿照詩人刺惡之意，每人寫一首詩贈送錢名世，喜笑怒罵，熱諷冷嘲，越刻薄越好。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這樣兩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前一句很好懂，錢名世與康熙晚年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同罪，後一句人們的解釋卻有不同。錢名世，字亮工，與順、康時奸人周櫟園表字相同，這是清末民初劉禺生的一種解釋。還有一解更直截瞭當：年羹堯的表字也是亮工，“亮工不異亮工奸”是說錢、年同為奸惡之徒。陳萬策的詩無論內容，還是風格，都深得雍正帝的嘉許，在諸多諷刺錢名世的詩中，被評為第一名。但並不是說所有遵旨寫的詩都能投合帝意。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的詩作被認為“謬妄”，遣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所受懲處比“正犯”錢名世重得多。還有侍讀陳邦彥、陳邦直兄弟的詩也有問題，都被革瞭職。他們的詩為什麼觸怒瞭雍正，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得到，在統治集團中，對錢名世一案的處理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為瞭壓制不同政見，雍正帝不但對吳孝登用嚴厲的刑法加以懲處，與錢名世的行政處分相比，益發顯出其輕重倒置，違背封建常規。

科甲出身官員所寫的刺錢之詩，按照雍正的諭旨很快刊刻付印瞭。據說是武英殿板，雕寫極工，宣紙印題曰：《禦制錢名世》。這部詩集在雍正朝各省學校都頒發一部，用以教訓準備入仕的讀書人。到晚清時，有人還見過這稀世珍寶，但民國以後卻忽然絕跡瞭，人們遍訪北京書肆而不可得，這實在是研究清代文字獄，以及瞭解雍正帝個性的一大損失。